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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丹诺庆幸的是，反方律师犯了战术上的大忌从而伤害了美国大众的感情。开庭的第一天，当潘恩出现在法庭上时，霍顿律师赶紧站了起来，谄媚地躬身带领这位老板走进了律师席，跟他热情地握手，然后请他走上证人席。

“让他去舔潘恩鞋上的灰尘他也会干的，”丹诺冷冷地说，“要是给他这个机会的话。”

为了使本案的判决创下一个先例，霍顿把他的法律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他回顾了100年前的一个案例，在这个案子中，有人因为写了一首诗赞美托马斯·潘恩和他的《人的权利》一书而被判罪。

丹诺嘲讽地说：“要是把判决敢于宣扬人权的潘恩的机会给他，他不知会垂涎成什么样子呢！”其实，霍顿根本就不应该参与这个案子，因为地方检察院不需要任命就完全有资格处理这个案子。丹诺抓住霍顿每天收取15美元诉讼费一事穷追猛打，直逼得他无地自容，举手投降。有一点可以相信，他以后再也不会为挣一点外快而兴奋得置法律于脑后了。

接着，丹诺开始触及这场冲突的要害部分：是允许工人们团结起来改善他们的状况呢，还是把罢工工人当成罪犯判刑呢？

“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些有关劳工组织的情况。我之所以研究这些劳工组织，是因为我对它们寄予了厚望；因为我爱它们，就像我爱自己的生命一样；因为它们正是我许多年来最强烈的感情所在。在这场弱者和强者之间展开的激烈斗争中，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会一直站在而且将永远站在弱者的一边。我希望能以自己微薄之力，去为数以千计、数以万计比我贫穷的人做一点事。我了解劳工运动的历史，我知道它以往所经历的挫折以及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我知道过去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章，充满了罪恶和错误，可这些律师们却在过去的死灰中摸索，拼命想要翻出历史上最黑暗的那几页，并企图在19世纪行将终结的最后几年里迫使大家接受它们。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能扭曲或阻止美国工人的抗争精神，如果将来有一天果真出现了这样一个强人，那么，美国的自由也就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