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诺打出的第二拳着眼于未来。他希望通过这次审判，能把对工人和工会的共谋指控这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几页从20世纪这本书中彻底撕去，从而创下一个强有力的先例。“我相信，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一个乔治·潘恩不能为所欲为的国度里，每个人只要自己愿意，都有停止工作的权利；不仅如此，在一个言论自由得到保障的国家里，每个人都有权利去找他的同胞说：‘我们在罢工！我们在为争取自由进行着伟大的战斗！我们在为我们的同胞而战斗！为了上帝，请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助我们一臂之力吧！’在标榜言论自由和法律保障的美国，难道一个自由人不能去劝说他的邻居停止工作吗？如果陪审团和法庭对这样的自由都要判罪的话，那我们人类的自由也就彻底丧失了。”

在整个审判中，丹诺一直在向人们灌输着这样一些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不是潘恩在养活着这些工人，而是这些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养活着他。他始终坚持自己有点异端的观点，他认为，陪审团不能判基德、曾特纳和特洛伯的罪，因为应该受到审判的不是他们，而是陪审制度本身。如果一定要判罪的话，那也只能判陪审制度的罪。于是，在这个“木工共谋案”中，丹诺特有的那种强有力的、看似互相矛盾的哲学思想，第一次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他怒斥原告和律师，把他们驳斥得体无完肤，无地自容。同时，他又请求陪审团在判决时手下留情，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也是遗传和环境的无辜牺牲品。

“如果让基德活命的话，潘恩他们就无法赚那么多钱。他们首先与律师商量，看看如何能把他赶出小镇。最后，他们又改变了主意，他们与地方检察官勾结，看看如何能把他留在这儿以便置他于死地。乔治·潘恩的邪恶恐怕只有他的贪婪能与之相比。他用低得可怜的工资榨取那些可怜的人的劳动、汗水和生命；这还不够，他又雇用侦探到这个镇上大搞盯梢、煽动和破坏活动；这还不够，他们又命令罢工工人无条件复工，继续拼命工作。所有这一切过去以后，他竟然敢践踏国家的尊严，把神圣的、不容置疑的法律置于自己污秽的手中，并以法律为利刃从背后给这些无辜的人致命的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