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是发生在1864年的内战时期吗？”丹诺问。

“不是，是在1904年的阶级战争中。”

这时，《麦克雷》刊登了一篇描写赫伍德的文章，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赫伍德身材魁伟，像公牛一样健壮，长着大脑袋、方下巴。他出身低微，有一种宗教般的狂热，笃信社会主义，这样的人现在在美国并不少见。他头脑敏捷，身经百战，打过人，也挨过打。他深深地了解他那个阶层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并对此耿耿于怀，念念不忘。这种粗鲁、野蛮和乖戾的性格，再加上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自然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位铁腕人物。因此，我们无法指望这样的领导在遇到困难时能保持心平气和，也无法指望他能目光远大，讲究策略，更不能指望他能把已经打出去的拳头再收回来。”

对于这样的评论，如果让赫伍德回答的话，那一定是：“我当然知道为什么用拳头。我早已经在矿主协会那里领教过了。”

赫伍德这种以武力闹革命的信念是天性喜爱和平的丹诺感到最反感的，但是，发生在20世纪初的这起重要的诉讼案，却使他们两个人以同志的身份肩并肩地站在了法庭上。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轮回模式。在这一轮回中，起点是秣市爆炸案使那几个无政府主义者被判死刑这件事。帕森斯、费彻、恩格尔、史拜斯的被处死，促使丹诺踏上了一条反对死刑、反对迫害那些为了下层人民的利益而顽强斗争的有志之士的漫漫征途；而这些人的被处死和尼比、舒沃、菲尔登的被监禁则使赫伍德开始了进行武装革命的战斗生涯。现在，摩耶、赫伍德和培提波恩的诉讼案又让这两个走上了不同道路的人，作为辩护者和被辩护者一同站到了博伊西的法庭上，遭受着同样多的辱骂和恐吓。

奥斯卡·尼比的经历从另一侧面印证了这一历史轮回模式。尼比是“秣市爆炸案”中被奥特盖德州长赦免的三个人中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从平静的隐退生活中站了出来，并在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公开抗议对大比尔·赫伍德的阴谋迫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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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诉辩双方许多天的质询，双方都没有异议的情况下，一个由独立的牧场工人组成的陪审团成立了。其中一个人是史丹内伯的朋友。审理这个案子的法庭非常小，所以，丹诺、理查森、纳祯特、米勒、博拉、霍利、凡·杜因、摩耶、赫伍德、培提波恩以及赫伍德的母亲、拐腿的妻子和女儿只好面对着法官和陪审团，围成一个圈子，挤坐在一起。一个人只要稍微动一下就有可能碰到坐在旁边的人。陪审团背朝着法官，面对着这一圈人坐下来。赫伍德的座位很接近旁边的一个陪审员。虽然他们没有交谈过一句话，但是，赫伍德觉得他们都是些真正的朋友。

从开庭审理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小小的法庭里总是挤满了听众。当时正是炎热的6月，所以法庭的门窗全都打开了，这样，那些聚集在法庭外空地上的听众也可以听到部分证词。尽管彼此之间挤坐在一起，显得很亲密，但是，案子所产生的仇恨却是丹诺经历过的最多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