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伊西那些一贯受《政治家》社论所左右的喧嚣的市民们一下子惊呆了。他们拒绝承认这件令他们难以置信的事情。“那些人很快就从大街上消失了，庆祝活动也取消了，”威尔逊夫人说，“取而代之的是那些矿工、工人、自由主义者、穷人，他们笑着、叫着、互相拥抱着，好像就要毁灭的世界得到了拯救一样。”

丹诺直到8点钟才走出法庭，又一次沐浴在博伊西早晨明亮而炎热的阳光之中。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拥抱着他，向他欢呼着，呼喊着他的名字，用肩膀扛着他在大街上游行。这时，丹诺看见博拉孤零零一个人站在法庭门口，从败诉那一刻起他就被完全抛弃了。

“可怜的博拉，”丹诺喃喃地说，“现在我必须为他做点什么了。”

一直到下午3点，欢乐的群众才放开丹诺，让他去参加在柏吉宾馆举行的庆祝胜利的聚餐会。

然而，欢乐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形势就发生了新的变化，伍德法官被公开指控为“向从前的伙伴放水”，博拉被指控为“害怕失去工人的选票而放水”，丹诺被指控为“贿赂陪审员”，法庭监守官麦金狄被指控为“接受6000元的贿赂为被告收买陪审员提供方便”，陪审员被指控“突然拥有大批来历不明的财产”，矿工联合会被指控为“挤满法庭以恐吓陪审员”。

博伊西的好市民们在盛怒之下，竭尽想象之能事，猛烈攻击无罪判决的不诚实、不合法和卑鄙无耻。在当时的情况下，甚至包括现在，几乎所有的博伊西人都认为陪审团并不是真的相信赫伍德是无罪的。

这种小规模阶级斗争的风潮也迅速地波及了全国各地。纽约华尔街和大企业的代言人《太阳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说：“显然，一种‘合理的怀疑’救了赫伍德一命，尽管博拉参议员公正而巧妙地在被告身上布下了确凿证据的罗网，尽管丹诺向陪审团作了关于阶级偏见的充满恶意的宣传鼓动。”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纽约《世界报》说：“陪审团的判决无疑代表了大多数没有阶级偏见、每日关注案情报道的人民的意见。州当局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指控。”

尽管在这次审判中丹诺和理查森合作得很好，但他们最后还是分手了。丹诺说：“理查森先生很难相处。他自私、骄横，妒忌心极强，我们无法在一起共事。”理查森说：“丹诺在考虑当事人的利益时显得很固执、粗心、短视。他最大的缺点是信仰社会主义，很容易把政党的利益放在那些用生命接受审判的当事人的利益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