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理查森和4年前的米切尔对丹诺的指责如出一辙，那么，这种感觉一定有其道理，但是，理查森显然对丹诺激进思想的目标和动机缺乏了解。丹诺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喜欢其政党，他甚至不同意尤金·戴斯到博伊西来为《呼唤理性》杂志采访审判的经过，原因是他不想在证明被告无罪的同时，再为证明社会主义者的清白而增加新的负担。

丹诺在整理有关资产阶级通过残暴、贪婪的剥削手段来对付那些为他们带来财富的劳动人民的事实材料时，得出了一条必然的结论，那就是：劳资双方只有在互相合作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实现永久的和平与富裕。他不能只想着一个人或是一个特别的指控，他必须为争取全人类的“无罪判决”，为理解和同情而去大声呼吁，使类似的冲突事件不再重演。他又一次扮演了呼吁博大、宽容、忍让的胸襟和人类安全的生存机会的教师的角色。他希望能使赫伍德获得无罪判决，同时他更希望能彻底打破社会所固有的仇恨、暴力和报复的思维模式。

为庆祝这次胜利，西部矿工们宣布放假，还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赫伍德得到了一笔数目巨大的资助，开始到全国各地发表巡回演讲，同时他还被社会主义者提名推举为下界总统候选人。摩耶随后也获得了假释，他回到了丹佛，重新担任了联合会的领导。

当爱达荷州当局依靠最强有力的证据进行的起诉被宣告败诉之后，他们决定放弃其他的几项指控。身心疲惫的丹诺和鲁蓓核实了这个消息后就回到了芝加哥，他们打算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和在芝加哥的律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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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诺到家没几天，就收到了同事的电报，让他立刻回去。因为爱达荷州又要起诉史蒂夫·亚当斯，这次起诉的目的是通过对他的审判，来迫使他作出对培提波恩不利的证词。

丹诺马上赶乘下一班火车重返博伊西。对丹诺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头，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不得不辗转乘坐火车，从一个医生处赶到另一个医生处，从一家医院来到另一家医院，从一个法庭赶往另一个法庭。旅途上，他强忍着痛苦，因为他刚到博伊西就患了流行性感冒，“左耳开始剧烈地疼痛，大夫认为我受到了感染，情况很危险，可能会引起中耳炎。疼痛也变得越来越剧烈，不吃安眠药根本无法入睡。我不得不在深夜请来哈吉尔医生，他建议我最好立刻赶回芝加哥或者加州接受专门的治疗，同时最好别再继续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