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诺回到洛杉矶的时候，他的事业和生活正处于最低潮。虽然那年他已经56岁了，但他不得不重新开始一切。他艰难地跋涉着，只受理那些他真正感到同情的案子。然而到1917年，丹诺已经再度证明了自己的正直和清白，那些和他有交情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还相信他在洛杉矶犯了法的传言。仅仅过了四年，丹诺就可以让自己的助手给芝加哥的任何一位律师、检察官、法官或者商人打电话，告诉他们某某事情需要他们去做。人们相信他的话，把他的话当成金科玉律，因为大家都知道事情最后的结果将和丹诺所说的完全一样。

丹诺和希斯曼的事务所到第四个年头时，已经赚到了3万元，丹诺还赢得了“美国最杰出的刑事律师”的美誉，他的声望已经完全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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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时候开始，丹诺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随后的十年对他来说，是一个职业律师所经历过的最繁忙的十年，是一个动荡不安而又极度忙碌的十年。在这十年中，他创造了一种新的辩护模式，从而成为历史上最有勇气和最有说服力的律师之一；他从未人云亦云，因而时常是失败者，但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他又几乎总是胜利者。

他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头发变得稀疏了，背也开始驼了，不过，他眼中战斗的光芒却从未暗淡过。在此期间，他为拒绝服兵役的人进行了一场伟大的辩护。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丹诺是一个热情的和平主义者，到了1917年，除了因为反对美国参战而被关进亚特兰大监狱的丹诺的朋友尤金·戴斯之外，丹诺和美国大部分的和平主义者一样，仓促而令人遗憾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这个时代里和平主义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有两年的时间，丹诺曾坚持认为美国必须保持中立。但在卢西塔尼号① 被击沉，有人给他看了很多德国法西斯暴行的照片之后，丹诺在数次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说，为了消灭“柏林野兽”，美国必须参战。

就在美国最早的一批反战分子因为拒绝服兵役而被抓起来，全国的民众都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纷纷指责他们的这种可恶行径，没有一个律师愿意为他们辩护的时候，丹诺勇敢地站到了他们的一边。人们指责他们不愿意去打仗是因为他们是懦夫，而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具有道德良心的是非观，丹诺却试图告诉大家，面对人们的蔑视和辱骂比面对敌人的枪口更需要道德上的勇气。同时，他感到这个问题的意义还远不止如此，它涉及：在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里，能不能强迫年轻人去战场上杀人？特别是在他们的宗教禁止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如果这些年轻人有信仰宪法所保护的宗教教义的权利，那么，国会所通过的某一项法律怎么能要求他们去干那些违反宗教仪礼的事呢？一种民主制度能强大到给予这些反对分子反对国家法令的权利吗？如果给予少数人这种权利的话，民主制度的机体是会被削弱呢，还是被加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