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诺不分白天黑夜地从监狱里营救这些惊恐万状的男男女女。“我的天哪！”他叫道，“帕尔默的这场大搜捕行动，简直和沙皇的秘密警察所犯下的暴行一样残忍恶劣。我们的司法部长帕尔默认为，这场革命将要用武力和暴力来推翻美国政府，可在镇压这场革命运动时，他自己已经依靠武力和暴力推翻了我们的政府。沙皇恐怖血腥的统治导致了俄国革命，如果美国的爱国者和商人真的想让美国也爆发一场血腥的革命的话，那么，司法部长帕尔默和他的司法部已经找到了实现这个愿望的最好的方法。”

此时，发生在洛克福德市的一个案子为丹诺提供了一个从法律上代表革命者向美国公众陈述案情的机会。当丹诺最坚决的支持者问他为什么要为这些无望者辩护时，丹诺说出了他生命赖以存在的两条信念：

“我之所以为这个案子辩护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以前很少有案子像这个案子一样使我坚定不移地认为我自己是对的；第二，多年以前在我刚从事律师工作时，我就下定了一个决心，无论案子多么不受人欢迎，无论案子带给人们的感觉多么不好，我都不会拒绝为它辩护，我永远也不会拒绝去尽我的责任。诚实地说，我一直坚持着这个信念，不论被告受到的指控是什么，我从未拒绝过。当反对的呼声最高时，正是被告最需要律师的时候，即使每个人都反对被告，按照法律他仍然有权利找一个律师，这个律师不仅能够成为他的律师，也能够成为他的朋友，这一点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做到了。”

他和鲁蓓一起前往洛克福德，一个离芝加哥90英里远、拥有6.5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到达之后，他们被安顿在菲·刘易斯家中很舒适地住了下来。丹诺很快就发现，这个城市也正处于一种狂热中，就像大比尔·赫伍德案审判时的博伊西，以及麦纳马克兄弟爆炸案的审判地洛杉矶一样。人们在街上碰面时，总是一面握手，一面欢呼：“现在好了，我们就要彻底清除这些煽动分子了。政府做了一件大好事，终于抓住他们了！这些可恶的叛徒！我们最好把他们统统送进监狱里。”

此时，4名司法部侦探已经赶往亚瑟·培生的家里准备逮捕他。培生是一个玻璃斜面工，15岁从瑞典来到美国，20年来一直在洛克福德的工厂里工作。培生有三个孩子，一个生病的妻子，他们的房子是按照分月付款的方式买来的。培生对社会主义很感兴趣，他有十多个朋友，朋友们都认为他诚实、性情温和、遵纪守法。当芝加哥成立共产主义劳工党时，培生由欧莱森医生介绍加入了该党。欧莱森医生是洛克福德市一个资历很老的社会主义者，曾担任过市政府公务员，当时正在为培生生病的妻子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