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生被任命为该党洛克福德分会的秘书长，在家中举行过几次公开的集会。当搜捕人员闯进他家进行搜查时，在阁楼中发现了一堆落满灰尘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小册子，一个列有7个会员名单的记录本，一个有30分钱的经费收支簿，一个内有一张支付演讲厅租金和演讲者费用的6元钱账单（账单还没有付）的棕色笔记本，还有一本红色的共产主义劳工党纲领的小册子。在用汽车押送他去监狱的途中，侦探们拷问他，他承认：“我相信工人应该有自己的政府，应该有专为工人们做主的政府。”

当丹诺了解到州当局指控培生的主要证据就是他的这句话时，他叫着说：“为什么？这不正是林肯说过的话吗？如果林肯现在还活着并且还能说话的话，他也会受到指控的。”

司法部的侦探又进行了几次大搜捕，一共逮捕了10个工人和1位有名的商人的妻子。丹诺在洛克福德有很多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朋友。听说他要为这个案子辩护，他们都表示要坚决支持他。

但当地的公众对他怀有强烈的敌意，对此，他作出一副视而不见、不为所动的样子，就像在金斯曼的星期六晚上他不露声色地对待听众所表现出的敌意一样。他继续用温和、亲切和令人信服的方式，利用自己所能想到的各种方式，来鼓励和安慰那些受到惊吓的自由主义分子，以便赢得足够的舆论支持，从而保证进行一次公平的审判。

洛克福德市的一位报纸编辑本来是社会主义者，但他担心如果自己刊登了一些有关囚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的文章，他的报纸就会失去广告，于是丹诺使用了一个古老的妙计：

“据说这个城市里有几位对上帝忠诚的人，但我担心本城和别的城市一样，没有一位能真正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聪明人。看见您，我知道自己错了，总算让我松了一口气。当然，你我都明白这些激进分子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你我都是老派自由主义分子，只有我们才能让对立双方各抒己见，没错，因为我们都是老派自由主义分子，我们应该努力使这个案子得到公平的处理。我们都明白，如果任凭那些资本家把持不同意见者都关进监狱，那么，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