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检察官同意只审判亚瑟·培生一人，并且用这次审判的结果来决定其他同伙的命运。培生的罪名是煽动改良和推翻政府，检察官对他的起诉也只围绕着他们激进的党纲进行，并且专挑党纲中那些煽动意味很强的字眼，如“革命”、“政府”、“占领”、“支配”、“推翻”、“集体行动”、“文明的崩溃”等，他们企图证明阅读和赞同这种理论的人，会毫不犹豫地采取非法的手段来破坏现存的美国政体。来旁听这次审判的有洛克福德市居民，负责向全国各地报道消息的新闻记者。州检察官试图在他们面前证明，对政府的任何批评都是对政府的背叛行为，因此必须受到惩罚。

丹诺试图阻止把那本红色的小册子当做证据，但法官却认可了它。现在，他直截了当地对检察官、法官、陪审团和全国人民说：

“如果你们想把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工会主义者、煽动分子一个不留地彻底清除干净，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治愈社会痼疾。建造监狱绝对解决不了问题，再大的监狱，再严厉的刑罚也不可能用绞死‘不满’的方式来彻底消灭‘不满’。在这种‘不满’下面一定隐藏着深刻的原因，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可能发生革命，就不可能有如此极端的‘不满’。”

丹诺本来打算把伊利诺斯州当做靶子痛斥一顿，因为该州制定了一条足以引起战争恐慌的法令，但是，既然这条法令已经存在了，他就必须小心从事，否则，亚瑟·培生和他的同志们就会被关进乔特黎监狱，因此，他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先为自己的当事人赢得无罪判决，然后再对法律本身进行攻击。

一位现场听众说，当法官示意被告的首席律师可以发表辩护时，“丹诺缓缓地站起来，慢慢走过介于他和升起的平台栏杆之间的一个窄窄的过道，用敏锐而友善的目光看着坐在高起的平台上的12个陪审员，一点也不像一个即将发言的辩护律师。陪审团早就听说他是一个能使听众入迷的演讲家，善于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他们知道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转变陪审团的立场，但现在他们看到他随意而不拘小节的举止和乡村教师一般从眼镜上方看他们的样子，于是他们也放松了下来。他的声音很悦耳，即使高声叫喊时，也比地方检察官的声音好听得多，而且还会在法庭里发出令人震撼的回音。有时他忽然降低声音，像是在欣赏自己幽默的戏剧性表演，接着又恢复他那一贯的懒散而亲切的慢吞吞的语调，使得听众们不得不集中注意力耐心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