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诺认为，亚瑟·培生，还有那些和他一起受到指控的、思想单纯的工人，以及全国数以千计的工人，他们之所以参加共产主义劳工党，是因为他们觉得它是一个复兴的社会主义政党，可能会给他们争取到更多的工资，会使他们更快地解决一些烦恼；他们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完全理解共产主义的纲领以及那些复杂的表述所传达出的意思。丹诺的辩护就建立在这一认识上，在他看来，辩护开始时的案情陈述是全案的关键之处。

“如果一个陪审团只是因为这个人做了世界上其他人正试图要做的事，只是因为这个人试图让更多的同胞用他看待事情的方式去看待事情，只是因为他可能改变法律和制度以便为工人们争取到更好的机会，就剥夺了一个人的自由，那么，我们该怎样看待这样的一个陪审团呢？培生可能野蛮、疯狂，我不知道。我不是为了证明一个人的观点才来这里的，我来这里绝对不是为了这个，你们也不是。在那个纲领里，可能没有一条是我相信的，就如同我在路德教教义、天主教教义以及人类所制定的所有教义里面都没有找到我相信的信条一样。但是，先生们，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自己的政治信条以及自己的观念。不论我自己是否相信，我都不能去反对他们自己选择的权利，否则的话，我就成了一个卑鄙的美国人了。我会是一个非常卑鄙的美国人，我会成为在每一个时代里因为信仰不同而把自己的同胞放在柴堆上烧成灰烬的偏执狂中的一员。”

他运用大量讽刺性的语言来反击检方的指控：“在本案中，州检察官把眼睛只盯在红色上，这些人之所以被判有罪就是因为他们把纲领印在了红色的纸上。如果可能的话，检察官甚至企图改变血液的颜色，这样的话，将来总会有一天，美国不会再有身上流着鲜红血液的人，不会再有敢于挺身而出的人。我不知道州检察官受到了哪种邪恶而致命的影响，竟促使他们作出了这样的指控。但我知道这个国家的敌人不是工人们，恰恰相反，正是工人们用自己的生命、力量和鲜血创造了这个国家的财富，正是工人们用生命铸造了使美国变得更加傲慢和贪婪的、黄金般坚固的经济后盾。我相信，自从这个世界出现以来，工作的人所得到的报酬总是比他们应该得到的少得多。我很高兴地看到工人们正在努力争取更多的东西。我不想剥夺他们这仅有的一点希望和追求，如果你连最后的这点东西也剥夺走的话，那他们就没法活下去了。”

从他受理第一个重要的案子——尤金·戴斯和美国铁路工会案起，他就形成了一种以攻代守的技巧。他发现这种技巧同样适用于洛克福德的这个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