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丹诺该以什么理由来辩护、来呼吁宽容呢？他只能把自己的辩护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上，那就是：这些公民有权利宣传自己推翻政府的思想，因为宪法规定他们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正是民主制度的具体体现。他将向法庭证明：他的当事人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但是，他们有权利信仰异端邪说，无论这些学说是经济、政治还是宗教方面的。他知道，这样的辩护方式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不顾一切的胆量。如果他能以美国革命的先例为基础为本案赢得无罪判决，今后这样的指控将不会再有了。

他再度扮演了一个艰难的角色。当检方声称，正是埃劳德和他的同伙这样的人才导致了俄国革命的流血和破坏时，他却通过对俄国革命前的几个世纪里，沙皇对人民的压迫和野蛮统治的生动描述为革命作了辩护：“一千多年以来，俄国政府一直施行着欧洲最残暴的专制统治，那些勇敢的、爱好和平的人，不是被杀害，就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当检方指控丹诺的当事人阴谋使用非投票的方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丹诺就以他们在投票地点之外同样具有集体行动的权利这一点为他们辩护。当检方指控丹诺的当事人攻击宪法时，丹诺引用了查尔斯·奥斯丁·比尔德① 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中的话回击说，当初制定宪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财产权而不是个人权利，所以应该经常对它加以修改，把有关个人权利的内容加进去，以保证一个共和政体正常运转。

他的名字和人品以前曾遭受过诋毁，然而跟他为工人争取管理国家的权利辩护时所遇到的狂风大浪相比，以前所受到的诋毁只能算是一阵微风。在他一生中，他总是因为支持和倡导当事人的理论而遭到谴责，他自己解释说这只是辩护的一种方法，但没有人相信他。

“为什么工人阶级就不能掌握国家政权呢？”丹诺问，“任何一个组织，如果不热爱自己的国家，它是不会谋求掌握国家政权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工人阶级不能像其他党派一样去谋求国家政权呢？美国的每一个政党都希望掌握国家政权，而且他们也正在为此而努力，比如共和党现在就在忙着做这件事情，为了取得国家政权，他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正在使用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方法。

“我的当事人提出的政治纲领与其他党派提出的纲领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不同是他们想依靠这个纲领来为工人阶级谋求利益。也许，即使这些人真的掌握了国家政权，他们的梦想也不会实现；我说不好，但是他们有尝试的权利，他们有思考的权利，他们有改变宗教信仰的权利，他们有坚持自己主张的权利和让别人了解自己主张的权利，这正是我要替他们辩护的地方。我不知道、也不关心他们的主张是否正确。如果他们的主张是错误的，美国人民经过自由的讨论，会发现其中的错误之处；如果他们的主张有可能要改变美国的话，那么，美国就真的需要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