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会议第二阶段，张闻天没让我去的主要原因是怕总理把我调走。还在日内瓦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对我说，看样子，总理好像对你很有兴趣?很信任你，也很愿意多使唤你。我说，我是个劳动力又是个小干部，除写点东西外，也许他看我使用起来方便。事实是，在代表团，我除参与起草发言稿外，还帮总理做些跑腿的工作，如和文件翻译组的师哲、打字员等联系以及传递文件等杂务。而且在起草或修改文件时还敢于提点意见。但是张闻天总觉得有危险性，所以就很果断地不让我继续参加第二阶段那十多天的会了。总理第二次去日内瓦路过莫斯科，我和宋以敏到别墅去看他。吃饭时他还开玩笑说，“何方不能坚持战斗到底，大概是离不开宋以敏吧！这也难怪，青年人嘛。”其实在我看来，张闻天也是多虑?当总理了解到他不愿放我走时，是不会提出调我去的。除非我自己要求去。但是我自己并不愿意去。原因是我对总理还有点怕，也不愿晚上上班。按照迷信说法，大概是命运注定我要跟着张闻天在1959年倒霉，还要遭受二十多年的批斗和劳改之灾。

七，奉调回国

日内瓦会议后，张闻天已经知道决定调他回国了。他大概考虑到，来苏联四年，竟然没有去一趟列宁格勒（现在又恢复原来的称呼叫圣彼得堡），自然是件遗憾的事。所以1954年8月，他就组织人去列宁格勒参观访问，即没能去接送艾德礼的那次。由于张闻天的节俭方针，使馆大约?没有人去过。可谁又不想去呢？但他规定的条件是，去的人必须自费。这就把许多人给吓退了。因为那时苏联的旅游费用极高，去一趟列宁格勒得花好几千卢布，谁舍得呀？最后报名和经过批准去的，除他们夫妇外，只有我、宋以敏和鄢仪贞算是豁出去了。因为我估计，张闻天回国后我们也不会在苏联久呆。鄢仪贞是武官吉合少将的夫人，吉合已经回国不来了，所以她不愿失掉这最后一次机会。但是到了列宁格勒，一住进旅馆，发现开一个最低价的标准间也死贵。她觉得太不合算，就要硬挤到我们房间来凑合。我说，那怎么行呢？咱们可是外交人员，得注意影响呀?最后她只好单独去住了。其实这也是张闻天节约得过了头。你又要大家了解和研究驻在国情况，又要大家守在使馆不得到外地去，那这种了解不是要大打折扣了？张闻天的这种做法，大概是现在的外交人员根本不可想像的。何况我们那次去还要了解那里留学生包括冯玉祥的女儿冯理达、女婿罗元铮等一大帮人的学习情况呢！

至于参观，说来也挺有意思。张闻天喜欢到公园散步。刘英喜欢逛商店。我和宋以敏还是想多参观博物馆和一些著名的人文景观。只有鄢仪贞随大流。我心想，哪里没有公园、商店？远道而来，还是自费，把时间花在逛公园、商店上，实?不值得。例如对于可以和大英博物馆、巴黎卢孚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齐名的艾尔米塔日（冬宫）博物馆，张闻天只领着大家用了不到半天时间，粗粗看了几个大展览厅就算交代了。我和宋以敏越想越不甘心，第二天一早不辞而别，又去了冬宫，看了一整天。晚上回来，张闻天还批评说，一起出来要注意集体活动！此后就只好跟着他们转了。结果连斯莫尔尼宫、叶卡捷琳娜宫都没去成，回来总是多少有些懊丧。

谈到列宁格勒之行，就联想到张闻天的俭朴作风，不但不合“时宜”，而且有时显得有点过分。他从不请客送礼，谁要给他送礼，肯定碰钉子。大家?了解这点。所以我跟他工作十多年，还从来没见过有人给他送礼。他也从来不请人下馆子吃饭。我在外交部办公厅工作，分工领导我们的是姬鹏飞副部长，在逢年过节时常要把他主管的几个单位的负责人，约集到听鹂馆或萃华楼吃顿饭。连公安部长罗瑞卿，春节时还邀外交部办公厅领导去北京饭店聚餐，说是感谢在保卫工作中对他们的配合。可是张闻天却从来不来这一套。他有时约人谈完工作也留下吃饭，但都是家常便饭。一次他可能是为酬劳我，叫我下午把宋以敏带来，一起吃晚饭。我以为有什么讲究，结果和平时他们家吃的差不多，刘英还说加了两个菜。由于?烟酒不染，也就从不以烟酒待客。他的这种不“从俗”，再加上一切按原则，不大讲情面，所以往往得不到领导的赏识，还容易得罪同级或受他领导的高级干部。我亲自经历过的就有：在辽东，省长刘澜波和宣传部长王铮就对他不满；在驻苏使馆，他得罪了政务参赞温宁（两人作风差别太大）、文化参赞戈宝权（苏方编百科全书，请戈提供当代中国人物，他却提供了自己，而忽略了许多名人）等；在外交部，当他在位时，部司领导对他都挺好，可庐山会议一出事，就“墙倒众人推”了。即使在他平反昭雪后那些批斗过他的部司领导干部，不但没有一个人认过错，而?有少数人还坚持对他的诬陷。中央给张闻天平了反，似乎对外交部的影响并不大。

张闻天的勤俭办外交作风，也“殃及”许多人。不理解的人当然对他有意见。建国初，外交部对驻外人员的工资定得太高。当三两年大使就可以在北京买所房子。例如王幼平、耿飙就曾各买了一套四合院，不过后来都交了公。张闻天出来当大使后，立即给外交部和中央写报告，建议大幅度降低工资，而且带头从驻苏使馆做起。所以我就没享受到高工资的待遇，一直是月薪1200卢布，合人民币600元。不过十多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过惯了，一切公家管，对钱并不在乎，所以大半都捐献给抗美援朝买飞机大炮和买了公债。对买公债也没想过还本付息这回事，以为和捐献差不多。对钱的这种观念，也是我们不惜自费去列宁格勒参观的原因。

从列宁格勒回来不久，周总理就来电报先把刘英调回外交部做干部工作去了。同时也说“请闻天同志回外交部主持常务”。刘英走后，张闻天就一方面安排使馆工作，搞当年的总结和第二年的规划；另一方面是辞行拜会和分几次到苏联外交部了解他们的机构设置、业务分工和工作经验。忙乎了一个多月，他就乘火车回国了。宋以敏因怀孕要生小孩，也跟他一起走了。对我的工作虽然没有谈?但我估计不会再留多久。而且宋以敏回去后就来信说，她回新闻司上班，龚澎跟她说，总理想把何方要到总理办公室去。这就使我更加感到很快要离开莫斯科了，并且偷偷地做准备，特别是想大批俄文书籍怎么才能运回国内。

张闻天回国不久，新任大使刘晓就来了。他到后不久就动员我要安下心来，起码再干一年，因为研究室主任一下子找不到人顶替。但是1955年2、3月，外交部连续来电报催我回去，最后一次还规定，让我乘飞机，一刻也不许耽搁，行李以后由使馆给托运。这样，我就在张闻天回国后两个多月又搭乘伊尔14班机回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