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闻天让我搭上他的“特别快车”

外交部以急电把我召回，所以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就去外交部报到上班了。一打听，并没有什么急?。原来是张闻天开始整顿外交部，忙得不可开交，身边又缺少他比较熟悉、用起来方便的人。所以他就连发三次电报，没同意刘晓的挽留，把我给调回来了。

像前面谈过的，张闻天接受一项新的工作，不像一些人那样萧规曹随，按部就班或听上级的指示和安排，而总是要进行整顿，设法开创出一个新局面。这也许与他当过总书记和中央领导有关，所以他做起事来总要放眼世界、考虑全局、立足长远，不是得过且过，只顾眼前。他也能上能下，从不计较地位的高低。这次毛主席硬是让他这位现任的政治局委员去做了个授权有限的副部长。对这种可算得上空前?后的安排，他好像并没怎么介意，一上任就从调查研究着手，开始进行整顿了。

不过他还是严格遵守“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原则，对外还是非常谨慎，只是对内部的业务建设较少顾虑，而是大刀阔斧地干起来。除对原来的工作秩序要做多方面的改革外，还要创立一些新的设施和规矩。外交部过去五年的工作，他是肯定的，但显得批评多了些。例如他批评过去不重视干部的学习和提高，没有把研究工作放在首要地位。用他当年的话说，就是只习惯于坐在办公室里抄抄写写、办办案子,所以才闹出在参加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前竟然不知道印度支那三国间的关系和柬埔寨、老挝两国基本情况那种笑话。他提出，研究工作是外交工作的基础，是一切外交干部必须经常做的事。此外还要挑选和配备一批专门搞研究工作的人，成立研究机构。除部里加强研究室外，各地区业务司都要专设研究小组。同时又成立了一个外交部教育委员会，大抓外交干部的培训和在职干部学习。其他应兴应革的事情还很多，如实行集体领导，建立每天召开的部领导办公会等领导体制和会议汇报制度等。总之，张闻天一回来，就开始了外交部的大整顿，搞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为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业务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部里上班的，自然就一下子被卷进张闻天启动的这个工程中去了。他又总是想把一个人当作几个人来用，还不断加码，弄得我疲于奔命，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当然，这与我们的干部政策也有关，似乎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在要用你时，你就一刻也缺少不了，在不用你时，你又成了必须完全扔掉的废物。我在回到外交部的这五年，大约是处于“要用”的时期，所以就显得工作总是离不开。比方像1958年大跃进那样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什么炼钢、种试验田等，我就一项也没参加过。那两年也很强调干部参加劳动。1959年春天，我轮流参加了一次修建人民大会堂的劳动（挖坑），才干了半天就被叫回来了。陈毅还在部党委会上批评我是在“赶浪头”，说以后要去劳动必须经过他的批准。原因是那天办公厅下面的文电科，将一份尼泊尔使馆发回的电报压下来，迟送了四个钟头，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评。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不老少。但是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我又被定为外交部张闻天反党宗派的头一名成员，说是上了张闻天的“贼船”。这样一来，工作不但可以离开，而且必须离开。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从驻苏联使馆回到外交部工作的那五年，可算得上我这一辈子工作最紧张的五年。如果以时间为单位平均计算，也是写文章字数最多的五年。因此恰当一点说，不是上了张闻天的“贼船”，而是上了他的“特别快车”。

胡耀邦在纪念张闻天诞辰八十五周年的题词中，说他“毕生勤奋，坚持真理，严于律己，诲人不倦”。这个概括很好，确实如此。张闻天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要求下级特别是身边的人也这样做。他的工作和学习都很勤奋，真是分秒必争。跟他工作的人自然不能偷懒和浪费时间，只能搭上他的“快车”一起跑。又如“严于律己”，他不光律自己，对跟他工作的人也律得很严，有时令人感到有点过分。除前面说的去列宁格勒要自费，还可举个例子。我回国后妻子马上要生孩子，（我三月初回来，她三月十八日生产），但我们还住在一间只有十二三平方米大的小房间里。当时要找保姆，就没地方住。所以我给总务司房管科打电话，请他们赶紧帮我解决。由于我和萧扬同在张的办公室上班，电话也被他听见了。他就批评说，不要一回来就先提个人要求，自己的事情不要太强调。我当时虽然心想自己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但对他批评的精神，就是要严于律己，还是能理解的。总之，在张闻天身边工作，确实受他的影响不小，从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在我的心目中，我一直把他看作不光是上级，也是一位严师。

不是秘书的“秘书”

我跟张闻天工作十多年，无论组织编制还是职务名称，都从来没做过他的秘书。在东北，他当省委书记，我做省委青委副书记。在驻苏联使馆，他当大使，我任研究室主任。回到外交部，他是副部长，我是研究室专员和办公厅副主任。而且作为政治局委员，他的政治秘书（萧扬）、机要秘书（先陈国泰，后张枬生）、生活秘书（王仙府）、警卫秘书（颜廷武）一应俱全，并无我的位置。但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我做过张闻天的秘书。这是因为，回到外交部的这五年工作，张闻天确实把我当大半个政治秘书在使用。甚至刘英向人介绍我时也说是闻天的政治秘书。特别是1959年全国外事会议批斗张闻天，我也被以秘书的身份推上了批斗台，发向全国的内部简报中我也被称为秘书。其实这也真说不清，因为我虽然没有秘书的名义，但又确实做了相当部分的秘书工作。在外人看来，我出来办事，究竟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身份，还是以张闻天政治秘书的身份，甚至代表张闻天本人，有时就分不清，成了一笔糊涂账。谈这些，并不是为了名分，而是便于说清这一时期的处境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