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班之后被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文件、电报以及其他有关材料。凡是送给张闻天的材料，政治局的、书记处的、中央各部委的，更不要说交部各单位和驻外使馆的，都由我先看一遍，挑出需要送张闻天阅的（其余就被我给精简了），对有些文电还在旁边批注点个人看法或处理意见。这当然是秘书的工作，在我也是不小的负担。因为除此以外，每天还得看三本《参考资料》（现已改为一本，内容少多了）、当日的报刊和多种“内参”资料。如果出差，回来还得补课，把耽误的材料大体上浏览一遍。

凡送经张闻天审批上呈、会签以及发表的文件，他也要我先看一下，该修改的就修改，不能用的可以直接退还给原来的起草单位请他们另拟。有些须报经他同意，有些就由我自行处理，否则他会说：连这点事都办不了。这就在实际上使我处于把头道关的地位。所以1959年批斗我时，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就说，何方真霸道，他的这道关比部长都难过！有的文件是他让我修改的，但只有原则指示，我按个人的意见改后，他也就批准了。例如修建驻苏联大使馆，他看了设计和预算报告后，认为花钱太多，有点铺张，就让我给压缩一下。我仔细看后，虽然不懂建筑，但也觉得浪费了些，于是就建议砍掉原设计中的露天游泳池和大使官邸通向办公大楼的长廊。“文革”后，我在延安俄文学校的同学李则望做了驻苏大使。他曾对我抱怨说，砍掉游泳池还不大要紧，砍掉长廊?几乎让大使官邸变成废物了。因为莫斯科有三四个月大雪铺地，住到和主楼离得相当远的官邸就很难步行去上班，倒不如和大家一起住到大楼里去算了。再说，按照协议，两国使馆占地面积应该完全对等，但由于当时中苏友好，实施过程中，不知怎么搞的，我方的地皮比苏方的小了些。等到两国关系恶化后，再去交涉，人家已不认账5，就只能哑巴吃黄连了。

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元化的人治，所以大家都得跟着领导转。在中央，就是围着毛主席转。而毛主席又是独行其事，不大照顾别人。例如他在建国后还一定要坚持晚上办公、白天睡觉的习惯，不光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而且如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也得照此办理。核心以外的领导人也是时刻准备着，中央各部委夜间值班都得做特别的安排。但张闻天却有点例外。他是必须在晚上十点钟睡觉，几乎雷打不动。这一情况中央领导都知道。所以周恩来还专门给外交部打过招呼：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晚上不要去打搅闻天。这样一来，晚上急事比较多的外交部、又负责常务的张闻天这一关怎么过呢？他想了个办法，就是让我住在景山后街他们家里，帮他抵挡一阵。这可真让人叫苦不迭。白天紧张了一天，晚上连个安宁觉也睡不成，倒在其次，因为那时才三十多岁，还吃得消。问题是我家住东单，和他们家一南一北距离很远，真有点宋词上说的“客舍似家家似寄”了。我才得了个儿子何小黎，也多少有点“舐犊情深”，总想回家看看。往往只能是利用午休时间，仓皇回去看上一眼。在小黎兴高采烈地喊着“爸回”的声中，又去上班了。有时我也有一两天自行回家，不去他们家住。张闻天并不批评，只是半开玩笑地挖苦说，“何方舍不得小宋（以敏）了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少回家。住他那儿路远，不方便。再加上我还有个倔脾气，就是在物质享受和各种待遇上坚持不占便宜不伸手的习惯，因而不在他家吃饭，也不搭他们的车上下班。总是早上从景山后街出发，以急行军速度走三四十分钟到外交部（我一辈子不会骑自行车），中间在东华门大街的小摊儿上吃顿早点，午饭和晚饭则在部里的食堂解决，晚饭后再大步流星回到景山后街。按规定，我上下班可由公车接送，但我一直没用。对此，张闻天还在部务会议上表扬过。

住在张闻天家，实际上就是给他值夜班。在我的印象中，还没有因为急事叫醒过他。遇事都让我给自行处理掉了。我的办法是，凡是认为有把握的就自己做主，没把握的就来个“上推下卸”。那时碰到的外交问题不多，因为这类事可以找分工主管的章汉夫、乔冠华他们，而且较重要和紧急的事，大多由夜班的领班王凝专员直接去和总理办公室联系了。我在张闻天家里，晚上遇到最多的事情是他直接抓的对外宣传。那时的分工是，凡与外交有关的新闻报道和对外宣传，由外交部管；有关中国情况与政策的宣传报道，则归中宣部和文化部（后来交给新成立的对外文委）。其实要通过张闻天的，主要还是有关重要国际和外交问题的新闻报道与评论，多是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打交道。那时我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新华社副社长缪海凌的联系也就稍多些。内容无非是有关重大国际和外交问题的新闻发布（由于我们要审查，所以新闻报道总比外电慢些）、新闻评论之类。凡是我认为问题不大的，就同他们商量着处理了，涉及重大问题就请他们报总理办公室。当然，其他零碎事情也不少，包括张闻天本人临睡前交办的事项。例如1955年四月美蒋特务炸掉了我国出席亚非会议部分人员乘坐的飞机，我们除发表外交部声明，同港英当局进行交涉外，中央十六日还决定第二天要在中山公园举行追悼遇难烈士的群众大会，内定卫生部长李德全以红十字总会会长名义做主旨讲话，讲稿由外交部拟定。张闻天下午开完中央会议，一回到家就叫人赶快找我。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去人民医院看一个病人。当秘书的陈国泰也真有办法，硬是把我给找到了。张闻天向我作了简单交代，说稿子明天会上就要用，后天见报。于是我就得连夜赶出一篇讲话稿来。

可能是由于觉得我使用起来顺手，所以张闻天想要做的事情，就往往把我给卷了进去，我就得跟着跑龙套。外交部内需要协助他做的工作本来已经够多的，比如文件的起草和把关、内部通报和刊物的编写、部内单位以及驻外使馆调研工作的联系与协调、前面谈过的外交部分工管的对外宣传，以及我自己所担负的行政和党内职务份内的各项工作。再加上张闻天虽然只当了个副部长，但是却总还想做更多的事，要尽量利用手中那点权力，做一些勉强沾点边实际上还是超出外交部管辖范围的事，如开拓全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进行涉及全国的关于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的宣传教育（包括大学的课程设置）、倡导对外学术交流，等等。这里面好多事，也是要我动手或跑腿的。我也成了没有秘书职务和名义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