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革初期受到残酷批斗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外交部党委就沿用过去领导政治运动的老办法，一方面抛出他们自己内定的35?“牛鬼蛇神”作为重点交群众批斗，其中包括部党委成员孟用潜、王炳南、陈家康和一批司、处级干部，当然少不了我这个“老运动员”；另一方面就是向他们当时理解的与文化关系密切的单位如研究所、外语学院等单位派出工作组，发动群众，批斗“牛鬼蛇神”。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就首当其冲，成为外交部第一个“文革”牺牲品，也是十年文革中受到全部大会残酷斗争最凶的一个，因为后来再也没有开过这类带有严重体罚的全部大会。

按照部党委的部署，1966年8月要对孟用潜在外交部和他分管的研究所、出版社连开三天批斗大会。第一天的会于10日上午在外交部举行。作为“群众专政”对象，我是被勒令必须参加的。只见主席台横幅上写着“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孟用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大会”。主持人为乔冠华副部长。他指着孟用潜说，“今天才知道你是人还是鬼。”安排的发言人有副部长韩念龙、部长助理宦乡、龚澎、工作组组长柳雨峰和副组长王珍等。开会时，孟用潜被叫到主席台上接受批判。台下布置有人领呼口号。不知是事先安排还是临时自发的，突然间有人喊：“孟用潜跪下！”主持人也就当即责令他跪下。后来，发言者提到谁，谁就得跪到台前陪斗。于是研究所几乎所有领导人和业务骨干共19人就跪成一排，每人都给戴上事先准备好的高帽子，还手拄两根哭丧棒（白纸糊的木棍）。孟用潜戴的高帽，周围暗藏图钉，戴上去用手一按，就满头流血。发言完，要在部内游斗，由站立两厢的群众任意踢打和侮辱。游了没多久，孟用潜已晕倒在地爬不起来。从此以后，他就住进牛棚，供随时揪斗和审问。

这也说明一个有意被抹杀或搞混的史实，就是从外交部和全国的情况看，文革开始后的头半年，确实存在过一条被毛泽东称为“资反路线”的东西，表现在组织领导上有计划地对所谓重点对象进行关押批斗等残酷迫害，群众被煽动搞打砸抢、抄家、破四旧，以至草菅人命，如一些中小学打死校长教员、街道上打死地富反坏分子等。这条路线不管怎样称呼，它的昭彰劣迹总是客观存在，是掩盖和搅混不了的。开头对孟用潜的批斗和迫害，就不是群众起来“造反”，而是部党委按部就班组织和领导进行的。

六，被强按手印的“证人”

毛主席和党中央（表决时的与会中央委员除陈少敏一人外都举手同意）在文革中对刘少奇的定性是“叛徒、内奸、工贼”。“变节”的关键就是在沈阳的那次被捕，主要的证人又是一起被捕的孟用潜。像外交部党委整孟用潜一样，整刘少奇也是有?划有组织地进行的。先是批判刘少奇的资反路线，刘少奇承认了。接着要给他升级，定为叛徒。这下就给孟用潜派上了用场。所以，随着刘少奇的被隔离看管，孟用潜也于1967年5月22日被中央专案组隔离审查，逼供作伪证。据他的女儿孟苏说，他是被公安部正式逮捕走的。从此就一直被押在狱中，接受残酷的刑讯逼供，要他承认同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后叛变了。由于他拒不承认，所以在狱中受尽摧残和折磨，直弄得变成痴呆，丧失记忆，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有时失禁。至于在狱中的具体情况，自然会有详细档案，但这些东西大约不是已被销毁，就是永远见不得天日，亲友们以及文革的研究者大概都是看不到的了。

至于作为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叛变的那件主要“证明”，到底是怎样搞出来的，我就听到过三种说法。一是说孟用潜在长期残酷刑讯逼供和诱供下被迫按专案组的意思写了一个供词。一说是专案组先写一个供词，强迫他照抄一遍。三是他出狱后又一起生活了几年的赵韵霭说，供词是用他在狱中所写交代的字拼凑而成，然后按《白毛女》中对杨白劳的办法强摁画押。到底是哪一种，无法肯定，但后来在为刘少奇平反时说他翻供了二十次却是事实。出狱后的头几年，他有时大脑并不完全糊涂，还说过一些狱中情况。如说他写的东西不合乎他们需要时，他们就当面撕得粉碎，再把碎纸塞进他的口中，使他张不开口。说得最多的是，专案组拿出来的东西不是他的意思。他也骂当时的公安部长，多次说那些搞专案的和看管人员很坏。

1978年孟用潜得到平反，被释放回家，后来还当选为第四届政协委员。但是外交部领导对他们亲手造成的第一桩冤案却并不在意，只是让总务司在顶银胡同外交部最差的宿舍给安排了一间小平房，放张大床就再没多少空间了。当我得知孟夫子出狱后就立即去看他，看到他躺在床上胡子拉茬的样子和那间破烂小屋的环境，首先反映在脑子的印象就是和坐牢差不多。所以第二次再去看他，他的夫人赵韵霭就安排我们在院子对坐谈话了。他不大说话，但认识我，而且每次见面总还是笑眯眯的。住在顶银胡同实在不方便，不久就搬住到了报房胡同69号外交部宿舍的两居室里。据赵韵霭说，这是由他的女婿于光远交涉的结果。在他出狱后我去看他次数最多的也就是住在这里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