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老实话，我们谈论现当代文学，鲁迅是无论如何无法绕过去的一个人物。 这是我很认真然而又是极随意地写下的一句话。

有什么问题吗？当然，问题太大了。

为什么要“说句老实话”？骗人的话说得太多了，还是根本就不想说老实话？还是没有能力说老实话？不论怎么声辩，我可以判断除这一句以外，其它的都不是老实话，这就是这句话的内涵和外延。

什么叫“我们”？“我们”跟“我”有什么关系？什么又叫“无论如何”？为什么要这么绝对？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无意识的宏大思维？“无法绕过去”？为什么想绕过去？为什么又绕不过去？平时都得绕吗？每个人都在绕吗？为什么要用绕这个词？绕这个词什么时候承载了这么些不负责任、不诚实的含义？当然，这还是承接着本不想“说句老实话”来的，还有，在这样一个密不透风的句式里，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都是”？这个词又是什么意思？是诅咒吗？是想踏上一只脚吗？生气了吗？无奈了吗？“都是”什么时候变得来如此地具有“正义”、如此具有“以人民的名义”这样恶意的内涵？

或许可以说这几句简单的语言都是骗子式的小把戏，弱智式的凑数，含混不清的，负不起什么责任的，更别说能有什么担当。但是，仅仅这样说就够了吗？它里边的阶级斗争意识怎么办？它的暴政和专制倾向怎么清理？它的意识形态化了的思维和句式又怎么办？

我现在一看到这样的句子和思维就深恶痛绝，它像是防不胜防的棒子，恶臭的各种垃圾，无趣而又令人窒息，你只想远远地躲着它，就像躲一个拐了无数个弯仍能追上你的臭屁。它真的还在追我――我不知这句话的时间限定，我说出来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限定，这又是为什么？你如果说你回答不了。就算是吧。可是，什么叫“就算是吧”？《会饮篇》有一段对话：

我无法驳倒你，苏格拉底，阿迦同说，让我们假设你说的是对的吧。

你不如说你无法驳倒真理，阿迦同，因为苏格拉底是可以驳倒的。

这是柏拉图时代的对话，无懈可击。

很多人都想用白话口语来写小说，他们认为这个最简单，可真的有这么简单吗？也许是，也许就不是。因为小说语言并不以追求语言的简单化为目的，而是它还得有小说所需要的别的味道，简单的小说语言里也潜藏有很多复合的、双关的、韵外之旨的味道。

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小说只有空话、废话、套话，语言是被抽空的，干瘪的，或是意识形态化了的，这种等而下之的语言的产生可能源于每个人都有过度表达欲望的时代特征。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不是越来越少歧见从而登顶贝多芬的“欢乐颂”时代，相反，它带来的是更加多元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变异与自由选择，文明的代价之一是孤独感，是对一部分人的无情弃置与压抑，所以，每个人似乎离开了公共话语空间立即就无所适从，因此他们才迫不及待地需要向人述说，向更多的人倾诉，不停地放松自己的欲望。

一个真正的作家是很少滔滔不绝的，或者说，小说语言大师们是不擅长口才的。只有次一级的写作才会导致过度表达，究其根源，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不自信，大多喜反复说空话之人无非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说得简短些，他无法廓清思路，无法驾驭叙述，可能也不懂说话的起码艺术，所以，他才会滔滔不绝地说，直到说得把自己信服了，还意犹未尽。海明威讲简约，契诃夫讲简约，简约里有很深的美学追求。王夫之《缰斋诗话》曰：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李泽厚以为这不道破一句乃是中国美学至关重要的标准之一。翻翻《诗经》，已然就已有了这个最古老的美学追求。

对于那些总是把废话空话写得很长的作家，我想例举明朝的两个人。第一个是茹太素，他给皇上写了一个奏折，洋洋洒洒一万八千字，却没把一件简单的事说清楚，结果，皇帝当朝叫人拨了他的裤子打了屁股。第二个人是嘉靖年间守备太监高隆，有次得了一幅画，左看右看了很久，说：若在画的白地上添一个三英战吕布有多好呀!奏折是叙事，当然越简单清楚越好。可是，茹太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废话？其实都是挖空心思的说明，一再地解释。这也正是让我们昏昏欲睡的小说语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