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手终于找着了，一只手的主人说――（《公主与美洲狮》）

另一边是管保不痛的牙科诊所，张贴着一些似是而非的保证，陈列着一些吓死人的标本。（《第三样配料》）

有一天，他发觉――准是一只小蝴蝶告诉他的――两个年轻人想网走那照料他生活的年轻姑娘，或者女儿，或者诸如此类的法律上的附属物。（《觅宝记》）

我从来没吃过蜗牛，除非它先咬我一口。（《就医记》）

他的名字在小报和餐馆的帐单上都等于是钱。（《餐馆和玫瑰》）

这个故事的一半儿可以在警察局的档案里找到，另一半儿则存在一家报馆的营业室里。（《嘹亮的号角》）

他们的正式职业是使市民同他们的金银财物分手，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是用一些奇特的策略，不必大吵大闹，伤筋动骨，然而有的市民如果碰上他们赏脸，不肯漂漂亮亮地破财，那他的反对意见最后不是出现在警察局的事故登记簿上，便是记录在医院的病历卡上了。（《虚荣心和貂皮》）

他体重一百一十八磅，头脑浅薄，身穿值十元的青蓝咔叽衣服，口袋里有两把钥匙和六毛三分零钱。这番描述有些像警察局发布的有关詹姆斯失踪或者死亡的公告。（《各取所需》）

单个地看你会觉得很有趣，连起来看是什么感觉呢？重复、无趣而无聊，甚至还有单调的套路，总之，是不经读第二遍的，是越到后来你就厌烦他看不起他的。这就是风格的可能的危险之处。这就是很多作家忍不住都要重复自己的原因。

作为一种风格的幽默从来都很危险，卓别林的套路就那几下，当你没法忍受他满地打滚你就不再看他了，钱钟书的套路也是很好把握的，当你看出了他那种太过得意而不厚道的智力优越感时你就想避开他了。马克?吐温后来说“有些国会议员是婊子养的”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很好地把握了“有些”，如果是泛滥地使用幽默，那永远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可是，我们要读到些现代主义的小说语言时，这种感觉也许就会少多了。

这就是我的故事。我已经重读过一遍。里边有点点的精髓，有血，有美丽的绿苍蝇。在故事里的这一曲或那一折里，我觉得我难以捉摸的自我总是躲避我，滑进了深沉沉、黑暗沉沉的汪洋里，我是探不到的。我已把我能隐瞒的东西都隐瞒了，以免伤害人们。（纳博科夫《洛丽塔》）

我不断地进入，又不断地退出，以我的有限性来对抗事物的无限性，以我的真实性来加大虚构的力量，以我的道德缺失来刺激读者的道德诉求。

小狗坐在桌子上，两眼在烟雾中盲目地张望，不时轻轻地哼着。屋子里的人一会儿不见了，一会儿又重新出现，商量到什么地方去，然后又找不着对方，找来找去，发现彼此就在几尺之内。（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小狗是认真的，它看不懂忙碌的人们，但它坚持看着，试图引起人的注意，但人们是互相之间没有这么好心情的，像无头苍蝇一样地飞来飞去，忘了对方，也忘了自己。

等她走开了，他想，我就会得到我所要求的一切。不是我所要求的一切，而只是我所有的一切。嗳，他累啦。太累啦。他想睡一会儿。他静静地躺着，死神不在那儿。它准是上另一条街溜达去了。它成双结归地骑着自行车，静悄悄地在人行道上行驶。（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

简略的语言，电报风格，在不同的叙述者之间，不断地切换，死神很自然地来了，缠绕着一切，准备漫不经心地收割。

乌尔里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对自己的梦幻感到惊讶。离他不到十步远，墙后躺卧着他父亲的尸体，而他则现在才发现，在他们俩四周已经相当长时间好似从地下冒出来一样地挤满了人，这些人在这所已经消亡而又继续生存着的房屋里忙乎着。（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

迷失的现代人，没有个性的人，在没有灵魂的人群之中，在梦幻和死亡之间徘徊，这是哈姆雷特也曾经徘徊的地方，“做梦或是死去”，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