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的盗掘情况举世皆知。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前）和1994年之间，当地人强行闯入11个地区性博物馆，抢走了3000件艺术品和484份手稿，后来只有54份被收回。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后的2003年4月，巴格达博物至少13515件古董遭到暴民的哄抢，截至2004年7月前，只有4000件左右被返还。虽然塔利班非常高调地以宗教原因炸毁了巴米扬大佛，但更多的阿富汗古迹遭受破坏，其实只是因为人们想偷走一些值钱的古董和手稿。塔利班下台之后，这种状态还跟以前一样――如果不是继续恶化的话。

世界各国警方都有大量关于古董非法交易的数据。比如，在土耳其，1993至1995年之间，超过17500名警察参与了古董失窃案的侦探和调查。1998年，土耳其警方走私和有组织犯罪部门的报告显示，在之前的一年中，他们逮捕的非法持有古董的人数达到10000个。希腊警方则在1987年至2001年间，收回了23007件古董。在德国慕尼黑，仅1997年一年中，警方就查获了50至60只木箱，里面装着139幅画像、61幅壁画，以及四块从塞浦路斯北部教堂揭下来的马赛克。

意大利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随着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繁荣和艺术品市场的日益成熟，意大利古董盗掘和艺术品黑市也迅速膨胀。因此1969年――也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签订的前一年，意大利专门设立了“文物宪兵队”。该组织的全名是“文化部下属文物保护宪兵分队”，简称TPA。因此，意大利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打击艺术品和古董犯罪而设立专门警察组织的国家。1975年，TPA成为新设立的艺术暨环境部的一个部门，并搬进了那座由菲利普?拉古奇尼（1680~1771）设计的漂亮大楼，至今他们仍在那里办公。早在1980年代，他们就建立了电脑数据库。TPA追回的最重要的艺术作品包括：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的《鞭笞图》，该画于1975年在乌尔比诺被盗，一年后在瑞士追回；拉斐尔的《埃斯特拉齐圣母》，该画1983年在布达佩斯被盗，两个月后在希腊追回；此外，他们还追回了丢勒、提契芮托和吉奥乔尼的一些作品。TPA还热心帮助巴基斯坦和匈牙利等其他国家培训类似的古董警力；2003年，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后，伊拉克很多考古遗址都邀请意大利文物宪兵去帮忙建立警卫组织。自建立起来，TPA（现在叫TPC） 追回了18万件以上的艺术品，其中8000多件是从国外追回的，并追回了35万件以上的古董。它还曝光了76000件赝品，并对12000人提起了诉讼。

1980年代，艺术品市场国的古董商们开始引入伦理准则，博物馆也开始修改他们的古董采购政策。但是很多时候，这些都不过是表面文章。19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起草比1970年公约更加严格的法规，尤其是将交易商、收藏家和博物馆在获取来源不明的古董时必须履行“尽职调查”的程度，进行了大幅度的提高。其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也签订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古董的公约》，该公约在1995年得到各缔约国的认可，并在1998年7月开始生效。该公约规定，任何交易商、收藏家和博物馆在购进没有充足来源证明的古董时，必须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尽职调查”，直到自己确信那些古董不是来自非法盗掘和走私。也就是说，购买者必须证明自己的购买行为是善意的，道德责任在买方身上。英国在2004年通过了一个法律，规定明知属于非法盗掘的古董而进行买卖属于犯罪行为。

因此，有了之前那么多卓有成效的立法，1990年代人们对古董交易的态度已经有了重大改变。这也构成了意大利文物宪兵队调查非法古董贸易和我们这桩新闻调查活动的深层背景。意大利文物宪兵队最后意识到，必须接近该贸易中古董的需求方――也就是市场国中的拍卖行、交易商、博物馆、收藏家等。因此，那个组织结构图绝对是个重大发现。因索斯比拍卖行拒绝妥协而自取其辱并最终身陷囹圄的霍奇斯知道，他所在的位置可以给索斯比拍卖行带来麻烦，并对非法古董交易网络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作为相关领域内的一个行政人员，他深深了解来源不明古董买卖这个暴利行业内涉及的法律背景、执法现状和考古事件，以及索斯比拍卖行作假和欺诈的流程。当他遭遇困境时，他自然要借助自己独特的位置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