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藏古陶艺术品的顶级收藏家中，威廉?汉密尔顿爵士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他是收藏家协会的会员，也是英国驻那不勒斯王国的全权大使。在那不勒斯期间，他慢慢聚拢了不是一批而是两批珍贵的古希腊和伊特鲁里亚陶器。第一批藏品有730件，在1772年以8400英镑的价格卖给了大英博物馆。第二批藏品比第一批更珍贵，全部都是新近出土的陶器，后来爵士把它们打包送往伦敦出售。部分陶器在海上丢失了，但剩下的部分仍到达伦敦并成功拍卖。这次拍卖极大地影响了英国人的艺术品味，一个叫约书亚?韦其伍德的人被那些陶器深深地吸引，他甚至亲自开了一个工厂，来生产改良的希腊和意大利风格（在他的厂子里，它们被称为“伊特鲁里亚风格”）陶器。这些产品受到了热烈追捧，有时售价比真品还要贵上三倍。汉密尔顿在意大利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法国人维维特?迪农。迪农曾亲自参与了拿破仑博物馆（也就是后来的卢浮宫）的创建。迪农收藏的古希腊和伊特鲁里亚陶器共有520件。1775年出版的一本导游手册曾列举了欧洲十八个城市的42批重要藏品。

在那不勒斯南部的考古发现和温克尔曼著作的刺激下，人们对古希腊艺术的兴趣再次复兴。这也是促成十八世纪末席卷欧洲艺术圈那场新古典主义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浪漫主义者们也非常仰慕古希腊的经典世界，这些人不仅有拜伦，还有他同是诗人的朋友约翰?济慈。约翰?济慈在他著名的作品《希腊古瓮颂》里写过这样的句子：

哦，希腊的形状！……冰冷的牧歌！

等暮年使这一世代都凋落，

只有你如旧；在另外的一些

忧伤中，你会抚慰后人说：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就包括

你们所知道、和该知道的一切。

托马斯?霍普，一个十八世纪在伦敦定居的荷兰收藏家，在自己建于公爵夫人大街的豪宅波特兰宫中，专门辟了三间屋子来盛放他收藏的陶器藏品。

十九世纪，随着庞培和赫库兰尼姆古城以北地区考古发掘的出现，人们对古陶的兴趣更加浓厚。乔治丹?尼斯在1848年首次出版的著作《伊特鲁里亚的城市和仪式》中盛赞了在考古遗址发掘到的伊特鲁里亚古陶“卓越”和“完美”的品质。继巴黎和伦敦之后，欧洲其它都市如柏林、巴塞尔、哥本哈根、圣彼得堡和维也纳，也开始出现了伊特鲁里亚古陶的收藏热。在慕尼黑，路德维希一世的收藏品则以《罗马的曙光》为名，在现代美术馆进行了盛大的展览。武尔奇的考古遗址很大一部分都位于在贵族吕西安?波拿巴的领地上，这里发掘到的文物，则以《古典世界的拉斐尔》为名做了另一场展览。马治斯?詹皮耶特罗?坎帕拉的藏品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它们一共3791件，也许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古陶收藏。到了该世纪末，美国也赶上了这股潮流。沃伦是十九世纪末最著名的古陶学者之一，他住在罗马，那里的蒙特诺瓦广场每到周日就变成一个热闹的古董市场。他在那里淘到了大量的古希腊陶器，并在日后全部捐赠给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十九世纪，随着古典考古学在欧美大学里学术位置的确定，许多大学也开始收集希腊古代陶器协助教研。1898年，维也纳著名现代主义设计师阿道夫?卢斯写道：“希腊陶器美得像一架机器，美得像一辆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