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事实都极大地丰富了三位专家的论证。他们的报告很长，还包括了很多其他事例，如从某个笔触，推断出某件文物来自意大利某个艺术家，某种艺术风格，或某个陶器工场，然后可以推断那些文物来自意大利。另外，还有很多其他事例，比如在某些陶器上刻有伊特鲁里亚字母的标记，等等。能证明美第奇藏品属于从意大利非法偷运到日内瓦的证据，数量充足，论证有力。

“美第奇竟然有这么多重要的文物，”巴陀罗尼教授说，语气一半愤怒，一半忧伤，“在任何一个考古学家的职业生涯中，都会梦想哪天能亲自发掘一两座重要的古墓。而美第奇的藏品数量之巨，至少要盗掘五十座重要的古墓。再想到美第奇已经把那么多的文物卖到了全世界……我的心都要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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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对来源不明文物的贸易的限制，他们的理由是，市场上大多数的古董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因此学术界也不必对它们过分关注，因为即使是非法交易，对学术的损害也只是偶然的，无关紧要，无足轻重。在本书以后的内容中，有多处针对这个论点的论述和反驳，但在这里，我们只从三个最重要的方面来说明。首先，上文提到的出版物中，已多次涉及了关于古希腊贸易类型的信息，比如阿兰?约翰森关于希腊陶器出口时的“到岸证明”的研究。这为文物的贸易形态、文物原产国和出口国的经济活动、以及两国之间的关系，都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它还提供了艺术品位方面的信息，也就是说，哪些艺术家的作品在哪里最畅销等。然后就是诺拉陶器的例子，也就是说，某些希腊制造的陶器，只销往伊特鲁里亚地区。在1991年的一个调查中，800种希腊陶器中，只有一种仅在希腊出土。而美第奇就的藏品中就有几件属于这一种。想想，如果上述陶器只要有一件不是来自意大利，我们上面的某个结论可能就截然不同。普通的陶器――或者引用狄尔特瑞查?冯?鲍斯默的说法，“画工不佳和成绩平平”的陶器――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历史信息。

其次，盗掘大规模的“普通”文物也能造成严重的后果。美第奇的藏品中，有一把公元前十五世纪的小型青铜匕首。在那个历史阶段，人们常常把武器扔到水里或高山附近。但这些宗教仪式的地点我们知道的并不多。但谁能否认，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些匕首的具体挖掘地点，也许考古学家们对那个神秘宗教的理解就会突飞猛进？另一个例子，日内瓦的仓库中还有一艘年代稍晚的一个青铜小船，而这种小船常常是由撒丁岛的氏族首领使用的。可以想见，在这个青铜小船的挖掘地点，一定还能发现氏族首领的其他物品，但现在都丢失了。美第奇还有五对马嚼子，这意味着这场挖掘中一定还挖到了战车，而这比马嚼子更有趣，也更有重要（以前在武尔奇的一次合法发掘中，曾挖到一辆青铜战车）。还有一批公元前十八世纪的斧头。它们很可能不是从古墓里挖出来的，而是来自一个宗教场所。谁知道那个宗教有多么有趣，多么重要，或那个宗教艺术都包含哪些部分，并且有什么含义呢？这些潜在的知识全都丢失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美第奇的六个半圆形剃须刀上。还有，那些具有尖头柄的双耳瓶，跟克拉斯特莫利姆墓群的蒙特?德尔布法罗区域某次非法盗掘挖到的物品很相似，而这些都是一个巨大的地下文物盗掘网络所为，他们已经挖掘了超过1000座古墓。那么谁能说，盗掘这1000座古墓，没有对我们的知识造成损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