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在厨房告诉我，二哥初中毕业就去参军，在部队只有很少的时间自学，现在突然没日没夜用功赶考，怕是焦虑所致而落发纷纷。二哥当年参军，为剃头还难受了好一阵，一当军官就赶紧蓄发，眼下头发去得这般气势汹汹，自然有些害怕。妈说她知道我买鸡蛋是很没趣也很辛苦的事，但还是希望我能继续照顾哥哥。

我眼瞪瞪看着好端端一个漂亮哥哥，却被些蛋黄蛋清酱得满脑瓜稀里糊涂，心里就直替他难过。好几次，我都想开导他说“为人处世，品格好才情高就很不错了”，又想说“其实光头也没什么不光彩。比如人家杨五郎，还特意跑去五台山将自己剃得溜溜光哩!” 但一见二哥那副又气又急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关于“耗子掉头发也能活，耗子能活你能活”之类的劝喻，就无论如何也出不了口，就只好作罢，就第二天又去排队买鸡蛋。

一样是排队，重庆人却分别有叫法：学生、土兵或什么群体部门的集合，叫“排队”，哪怕五个学生或三个兵成一条直线在走在站――是排队；但别的队，如等船等车等进电影院的，叫“站轮子”，几个人是站轮子，几十个乃至几百个人也是站轮子。一天又一天，我发觉小街这儿越来越不对劲：站轮子的人越来越多，红房子的家属也先后出现，各自抓了鞋底、毛衣在街灯下打发瞌睡。人们越到越早。起先我五点钟赶到，总不外乎排在一二名，后来渐渐成了第十几名……终于，要变成四点半起床……再变成四点钟起床――终于，就没有蛋卖了! 不过到了那时，买肉已经要站轮子……买豆腐正开始站轮子……紧跟着，节奏快如“急急风”的锣鼓点儿，买青菜也要站轮子……凡是买吃的都要站轮子……凡是与吃有关的都要站轮子……凡是与活下去有关的，都要老老实实站轮子。来了，来了，这回饥饿真来了。重庆人管它叫“饥荒”。 饥荒这时候，一点也不鬼祟不扭捏，而是来得那么明目张胆，那么穷凶极恶，没等我们从对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憧憬中回过神来，饥荒便如龙卷风，将每一家人卷出门，卷上街变成各类轮子，卷进一个温饱生死已经难以料测的严峻时代。

那个时代，票证可真多呀! 我迄今仍记得起的证，就有粮证、煤证、柴证、证、白糖证、饼干证、煤油证……票就更多，仅仅粮票就分市票、省票和全国粮票，另外就有油票、肉票、布票、肥皂票……我小弟是婴儿，所以还有奶粉票，到奶粉都供应不出时，就增加一种代乳品票。那些证呀票呀，都是用来购买每天要吃要用、没有了就活不下去的东西。至于想买那些即使没有也能活、不过就是活得有点尴尬的东西――比如，能吃的东西像豆腐啦，粉丝啦，海带啦什么的，则有副食品票；又比如，能用的东西像火柴啦，闹钟啦，鞋子啦，枕头啦，门锁啦，菜刀啦什么的，就要凭工业品票；抽烟的男人还发一种烟票，关于什么证可以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应该用什么票证，大人小孩全能分得清清楚楚，就是绝不识字的尖脚老婆婆也断断不会搞错了去的。错不得，一不小心搞错了，就有麻烦。比如去站肉轮子，在前后左右的人堆中连夹带挤好不容易，三两小时后终于捱到肉案子前，卖肉的把手一伸：“拿来。” 如果那顾客，竟阴差阳错递出张煤票或粮票，卖肉的只说得三个字：“票错了。” 便眼皮也不眨随即抬头扬声喊：“下一个，快点快点!” 于是肉轮子就一面向前蠕动半步一面又同情又责怪朝那搞错票的人吼：“还不跑回家换!” 或是“住得近不嘛 换回来趁肉铺子没关，赶忙重新站两个钟头轮子嘛!”

除了上学，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站轮子。因为二哥考入四川大学，已经踌躇满志奔成都，顶着一头黑发读书去了，可可还在幼儿园住着，钟家就没什么壮丁可以出阵。妹妹无论怎么争取，我也坚决不准她上街站轮子，深怕她被人挤了踩了，于是她就在家把洗碗扫地包下来――那正是我平生最感头痛之事。而站轮子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苦差，反正手中有本书。那个时代，我读得最多的是剧本。

妈妈的私人藏书除了算术理论，几乎全是剧本。我先从老舍的《茶馆》读起，然后读曹禺，读郭沫若，读完又读汤显祖、关汉卿……，读完中国的读外国的。妈妈的外国剧本比中国剧本更丰富：从埃斯库勒斯到莎士比亚、萧伯纳、莫里哀、席勒、契诃夫……应有尽有。我就一个剧本接着一个剧本读，一条轮子接着一条轮子站，简直感到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