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哥从广州来时，背上斜挂一盒小提琴，还使根曲木扁担，挑着两个白藤箱闪悠闪悠走进大院…… 开箱后，我见一头装了满满的书，另一头是对铸铁哑铃。他手上背上的肌肉很结实，是一块一块成板状的。我就很兴奋，问他的理想是不是参加运动会举重比赛像陈镜开那样夺块金牌回来。四哥却说“不”，说，“我的理想是当个诗人，行吟诗人。”

从第一天住进红房子，四哥就喜欢给我背诵诗篇，还特别交待在听他读诗的时分，一定要同时想像诗句描述的意境，说只有由诗句带入意境又由意境熏陶心灵，才能真正欣赏到诗人美好的情怀。我就频频点头。但是，由于他的普通话难听得吓人，带着极为原始的广东腔，我要一面听一面在心中随即翻译成普通话，所以，往往顾得上词义就顾不上意境，就不但无法欣赏诗人的情怀，反而把自己的神经弄得紧张兮兮的。广州话，我已经一句都不会说，但听起来还没忘光，有时就可以猜得出四哥念的是什么，有时就让我彻底糊涂。比如有一次，四哥带我去嘉陵江边散步，说：“妹妹，你喜欢汽缸吗 ” 我说我对汽缸一窍不通。他说那是普希金的长诗，诗中渗透一种悲壮而无奈的美丽，就突然把音调压得深沉宽广，那面容慢慢蒙上一层淡淡的忧伤，诵道：“大漏巷，远远地走来一捆汽缸……”

我急急忙忙去想像他描述的意境。大漏巷在哪儿且不管它，但才想到些汽缸，不知被谁用不知使什么做的绳缆扎扎实实捆成庞然一堆，空空哐哐吃吃嚓嚓地远远走来，就觉得这场面十分荒诞不经，简直比什么鬼故事都叫人难以接受! 就连忙止住他问：“哥是谁把这些汽缸捆在一起的 ” “谁 ” 哥说，“当然是汽缸们自己成捆的!” 我就更加糊涂，心想：“自己怎么捆自己 还是些汽缸! 再说捆成一堆了，又怎么走路 还要从远远走来!” 越想就把自己搞得越苦恼。大概我当时的模样已经十分可怜，我那想当行吟诗人的哥哥就叹口气掏出纸笔，把普希金的诗句写给我看。

天哪! 原来是“大路上，远远地走来一群茨岗……” 我一把拍掉他手上那张纸就开始笑，拼命笑，怎幺也止不下来，笑得肠胃肚皮一起痉挛痛苦不堪。待我死死咬住牙关终于忍住笑时，已经觉得自己快要虚脱……

四哥就把我放上他的背，一级一级去登那溜长长的石梯。我半死不活心有余悸，只好在他耳边软软央求，说：“哥，好哥哥，你今天就别再念诗了，行么 ” 一路到家，果真他就不再念。而且从此以后，他就叫我为他念诗。

我四哥的枕边总有几本诗集，全是俄国的。他一生崇拜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叶赛宁，就老要我读他们的诗行，他就在一边听着，常常指点我该如何去领会，指点得很细腻…… 就这样热情洋溢地，就这样南腔北调地，我的小哥哥将我的心挽进一层一层的诗的意境，使我感到生活很美，很美，美得让人有时想叹气。

三个哥哥之中，我跟四哥最要好，无话不谈。有一天我问他，我到底有几个哥哥，有没有姐姐。 “姐姐……哥哥……哎，看怎么算法罗!” 他说，“你还有个大哥哥――不不，得看怎么算。” 见我莫名其妙，哥挠挠头，就干脆痛快地告诉我：“妹妹，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我和哥哥姐姐是一个妈妈生的，你和弟弟妹妹是一个妈妈生的。” 怎么会是这样 怎么没人告诉我 哥说：“可能爸爸妈妈和两个哥哥认为小孩子不必知道太多。其实，知不知道都没关系。” 我想想，觉得也是。“其实我从小就知道。” 哥又说。哥说他对生身母亲没任何印象，生他时，母亲正生病，一口奶没喂上就去世了。父亲和我母亲结婚后，我母亲一次一次回乡下，将我的两个姐姐三个哥哥依序接到广州，托给我的外婆抚养，让外婆守着他们念书。四哥说，他自己的妈妈生了大姐、二姐、二哥、三哥和他。因为父亲和叔叔手足情深，所以俩人的孩子合起来以年龄序长幼，我应该叫大哥、五哥和三姐、四姐的，乃是叔叔所出。

四哥比我大六岁。因为很迟才从乡下去广州，他入学就晚了，到重庆读初三时，已经快满十八岁。

十八岁的小哥哥很快就坠入情网，那女孩子跟他同班，就住我们楼上。那时哥哥正准备考高中。

有天在饭桌上，四哥突然说他对书本最有灵感的时刻正是全家开饭的时刻，说他想做完功课才独自用餐。爸爸就皱皱眉，又点点头。第二天晚上，我睡觉前，就将哥那份夜餐端进他房间。他就从中拿起一个馒头，叫我送去楼上给那女孩。一两面粉蒸一个馒头，他的晚餐是三个馒头一碗稀饭。我有点意外，就问： “整个馒头呀 ”他说：“整个。” 我又问：“一小半也不剩呀 ” 他说：“不剩。” 我就听见自己的肚子咕咕叫，就再问：“一层皮都不剩呀 ” 四哥就轻轻叹口气说：“妹妹，那你就撕一层皮吃吧。” 于是，凡有馒头吃的晚上，我就撕一层皮，再把个光身子馒头送到那女孩的房间。

哥叫我一句话都不要跟她说。我就不说。只把馒头和我哥的一首诗交给她。写着诗的纸，是叠成三角形的。那些诗，哥哥事先都叫我用四川话朗诵一次给他听，他说自己发音不准，很可能用了些广东韵脚却被那女孩将四川话来读，怕有碍她感受诗中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