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波兰军队列队经过索斯诺维克时，她不顾母亲要她待在家里的恳求，而是让她的朋友们相信如果爬上二楼的小阳台，她们可以以一个极好的角度观看军队的行进。结果阳台垮了下来，伤着了几个人。她和其他女孩子倒是毫发未伤；没人知道她们差点因为她的好奇而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不过这些游戏渐渐开始改变了，虽然莎拉还是个假小子，空气中已经有了浪漫的气息。她会把她的朋友们拉到索斯诺维克的年轻人经常在下午聚集闲逛的街上。男孩们在一边，女孩们在另一边，他们的交流仅限于用力点点头或生硬的、客气的问候。莎拉已经开始吸引男孩们的注意力，她的五官很精致，身材也具有女人味了，一头浓密的头发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用辫子束缚起来。她落落大方的气质和体态无不显示着她良好的家庭教养。虽说婚姻还是很遥远的事情，人们已经开始考虑给她找户人家的可能性了，这是他们社区里年轻女子通常要经历的过程。她的母亲哀叹知书达理而且愿意不要嫁妆就娶回新娘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在现在时局不稳的情况下尤为如此。可是媒人真正上门的时候，莎拉却爬出窗户，跑到屋顶上生闷气去了。她可不愿意和她母亲一样，遵照犹太法律嫁给自己的姐夫。她也不愿意像布利玛一样已经根据媒人的安排在指定的公共场所与合适的年轻人见面了。布利玛从未想过她的妹妹和妹妹的朋友们居然会在她和一个可能的求婚者漫步、谈话时偷看他们。想想看吧，每个人都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和谁在谈恋爱！莎拉想自己找到自己的丈夫。

处身于1940年奇特而前所未有的环境下，莎拉追求着冒险和自由。即使是纳粹劳动营这样的未知世界看上去也是可以接受的。

她也坚定了取代瑞泽尔去劳动营的决心。她的工资可以帮到家里，她的姐姐们可以和爸妈过上平静的生活，而她则可以得到她苦苦寻找的改变生活的机会。

父母亲也在权衡利弊。只不过是六个星期，信上是这么说的。他们也知道他们最小的孩子身上有一种不安分的因素。她的姐姐们在她们的宗教社区狭小的圈子里长大，而莎拉不一样，作为一个清贫的希伯来语教师和他疲惫而焦虑的妻子最小的女儿的种种限制让她烦躁不安。她的将来会是怎样？她会摆脱这种叛逆心理，安心做一个贤妻良母吗？她正在反抗他们的生活方式。家里的贫穷对其他成员来说不过是不大方便而已，对她来说却是简陋不堪，束手束脚。

约瑟夫·冈卡兹觉得这些事情几个月前就解决了，那时他不允许她和唯一一个未成家的儿子赫什·雷布同去俄罗斯。赫什·雷布一直在参加秘密的政治会议，这不仅会让他的父亲大发雷霆，也会惹恼纳粹。像索斯诺维克其他虔诚的犹太人一样，拉比·冈卡兹对任何激进的思想都持排斥态度，不管此种意识形态的根源是世俗的、共产主义的，还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现在他的儿子称他是个共产主义者，而且威胁说要带他的妹妹和他一块儿逃走。更糟糕的是，赫什·雷布警告他的父亲，说他们应该全都离开波兰。

莎拉并不在乎她哥哥的政治思想，她也不害怕他的未来灾难的言论；她看见的只是具有诱惑力的可以改变生活的可能性。于是她和赫什·雷布一起发起了争取她的自由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