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干活的时间了。艾拉去办公室了，风大了起来，变得更加悲伤。大家都乱哄哄地跑到广场或屋顶上去把东西固定好。恐慌开始蔓延，大家都很害怕，有些女孩子还哭了起来。我们有病人需要抚慰。

又有六个女性要走了。我会是其中之一吗？艾拉向我跑来。“听着，有个办公室女孩也得走，如果是我，你要和我一起走。”事实上，我是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不过后来才清楚他们没有想把艾拉送走的意思，而克罗仁伯格也不想把我放在离开人员名单上。

小凯蒂，可怜的女孩儿，哭着不愿走；然而最终她还是要走。我为她感到抱歉，可怜的孩子。但这件事并没有完。第二天，又有六十个男性要离开，其中就有雷布。我感到非常难过。他恐怕找不到别人来谈论罗西亚了。临走的最后一刻，他被任命为“团队官员”，然后他就离去了。接下来的日子非常不愉快，不过一想到我还和艾拉在一起，也就不那么难熬了。

星期五

哦，又是星期五了。对待在这里的我来说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天。又一次，我的思绪回到了家里，又一次，我被绝望包围。亲爱的上帝啊，离开家的我是不是会永远被星期五折磨？

现在很安静了。所有的女孩子都睡了……

一直有车辆过来，带来了新的劳动力，带走了那些已经生病的人。梅林派来了他的代表费妮·兹阿那夫人（）以报告劳动营的情况。兹阿那夫人二十五岁，黑头发，黑眼睛，知名度几乎和梅林本人一样高。一个犹太长老会的代表造访劳动营，这是和家里的第一次联系。莎拉希望兹阿那夫人带去的几句话能让她的家人宽心。

那个突击队士兵指着我说，这个女孩是干净的，他看起来似乎对此很开心。费妮·兹阿那看着我，问了我的家庭住址，于是我请她转告我的家人一切皆好。她和我说再见的时候，握了握我的手。他们走了。

下午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打击：一百二十名工人将被转移出去。大家都很担心亲戚或朋友中有人会被送走。

看看我们，筋疲力尽，

心里在流着血。

我们年迈的父母身在何方？

谁的生活正在受着毒害？

让这一切足以

使您减轻我们的重负，

让我们希望而且肯定

很快我们的父母家人会和我们重逢。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在杰帕斯多夫最痛苦的就是与家人分离。冷冰冰的、拥挤的营房，粗糙的地板，硬而窄的双层床，少得可怜的食物配额，还有粗陋的厕所让一些女孩觉得震惊。但对莎拉而言，她从未享受过奢华，所以也不会因为失去它而痛苦。让她痛苦地盼望的是克拉塔加街上另外的一些财富：亲爱的父母和姐妹，她的朋友们，她的自由。

没有任何的邮件或包裹；也许现在离邮件到达劳动营还早着呢。她从家里带了一些明信片，一有机会就写一张，而且是按照规定用德语写的。这些卡片随后被送到办事处的办公室去盖邮戳、打孔，而且应该受到了审查。她向往着看见瑞泽尔熟悉的字迹，得到家里的消息。

男性营房的情况比女性营房的情况糟糕得多。每天一大早就是点名。监工们为承建这边公路的德国摩尔与梅西斯公司（Moll & Mathies）安排工人的时候，男人们排着队，有时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在武装警卫和德国牧羊犬的陪同下，他们被遣送到建筑工地上。有些人负责路面，搬石头、清理瓦砾，有些人则要挖黏土，把它装在推车上。其他人做着铁路延伸和升级的工作。最健壮的人要举起钢梁，让其他人到下面去，然后一起抬到指定的地点去，就像一群抬棺者一样。伴随着铁器敲击的哐当声的是警犬不停的狂吠以及它们德国主人的大叫，这些人站在那儿，手里拿着粗粗的棍棒，如果劳工们干活的节奏稍慢了下来，这些棍棒就会落在他们的头上和肩膀上。下雨天的时候，劳工们站在没过脚踝甚至更深的水里达数小时，铲着沉重的泥浆。他们的鞋子和衣服很快就又破又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