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克莱尔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了。

“你能弹点什么吗？”梅洛迪问，“钢琴是新买的，能在这里听到专业的弹奏，那就太好了。”

“好的。”克莱尔不知道自己该再说些什么，只能答应了。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庸俗的演员，被强迫表演――梅洛迪声音里有这种东西――但她却想不出有什么优雅的说法可以拒绝。

她弹了一首简单的练习曲，梅洛迪看起来很喜欢，小锁则从头到尾一直局促地扭动。

“相当不错。”陈太太问她，“每个星期四你都有空吗？”

克莱尔有点踌躇，她还没决定是不是接受这份工作。

“只能星期四了，小锁别的时候都有课。”陈太太说。

“好吧。可以的。”克莱尔回答说。

小锁的妈妈是个典型的香港人。克莱尔见过像她这样的女人，在怡东酒店吃饭，笑容可掬地聊天。当地人叫她们“太太”。可以在精美的时装店看见她们的身影，试穿最新款的时装，或者坐进司机开的轿车。有时，陈太太回家来，把纤细的、散发着香水味的手放在小锁肩上，轻快地评论几句音乐。克莱尔忍不住，真的没办法忍住，想，你们这些溺死自己的女儿的人！妈妈告诉过她，中国人只比动物好一点点，他们溺死自己的女儿，就因为想要儿子。有一次，陈太太说要和丈夫去赛马俱乐部参加典礼。她穿了一套黑色的长礼服，涂了鲜亮的口红，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动物。水务署的头头布鲁斯?卡姆斯托克，也带克莱尔和马丁去过一次，还有他的妻子，他们一行四人，一边看赛马，一边喝苦味杜松子酒，看台上充斥着大呼小叫的赌马人。

雕像掉进克莱尔提包的前一个星期，克莱尔上完课正打算走，维克托和梅洛迪回家了。当时，精美的桃花心木落地座钟恰恰指在五点。钟的底座镶嵌的珍珠母拼成了一串中文字。他们进来时，她已经收拾好了东西。这一对夫妻身材都很小巧，像一对陶瓷娃娃，皮肤滋润光滑，乌黑的眼睛闪闪发亮。“要走了？”陈先生的声音干巴巴的。他一身体面的蓝色条纹西服，口袋里的酒红色的方巾安静地探出头来。“准时五点！”他的英文略带一点中国口音。

克莱尔的脸登时红了。

“我来得早，早了十分钟。”她解释说，为自己的守时感到骄傲。

“哦，别傻了。”陈太太说，“维克托是和你开玩笑呢。行啦。”她说着，小手用力拍了拍丈夫。

“嗯，我和小锁在一起的这一个小时，收获颇丰。”小锁从钢琴凳上滑下来，钻到她爸爸的怀里。

“爸爸好。”小锁羞答答地说，仿佛她还不到十岁。爸爸轻轻拍拍她的肩膀。

“我的小音乐家，怎么样？”他说。

小锁高兴地笑了。

陈太太的高跟鞋咔嗒咔嗒响。“彭德尔顿太太，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喝点什么吗？”她的套装像从时装杂志上裁下来的，明显是巴黎货。金色的丝绸外套，领口有精美的扣子，下面，黄色的纱裙飘扬。

“哦，不用了。谢谢你，我得回家做晚饭了。”

“我坚持要邀请你。”陈先生说，“我想听听我的小天才学得怎么样。”他的语气听起来不容反对。

起居室里有一个宽大的天鹅绒沙发，红色的丝绸软垫，配了两张黑漆茶几。克莱尔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来，没想到椅子比她想象得更软更滑，她整个人都陷了进去，不得不笨手笨脚地往前移，一直挪到只沾了椅子边，挺直后背坐着，胳膊还得用力撑住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