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点钟，她回了卧室，站在仍然沉睡的丈夫身边，轻轻叫他：“醒醒。”

他被弄醒了，翻身过来看着她。

“布谷鸟都叫啦。”她声音稍微抬高了点。

“生日快乐，亲爱的。”他睡意惺忪地说，用一只胳膊支撑着自己，给她一个吻。他的呼吸有点酸，但不惹她讨厌。

今天是克莱尔二十八岁生日。

夏天初到的星期六，不算太热。早晨还有一阵清风，甚至还有丝凉意，午后的阳光蒸热了大地，人们纷纷戴上帽子或者吹起了风扇。星期六马丁要上半天班，然后去太平山参加阿伯加斯特家的酒会。雷吉?阿伯加斯特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他一再强调，要请每一个在香港的英国人参加他的酒会。他的酒会一向以丰富的食物和极度的慷慨而声名远播。

“一点钟在索道见。”马丁对她说。

一点钟，克莱尔就在那儿等着了。她穿了一件裁缝头天才送过来的、按照巴黎原版仿制的白色府绸衫。她在铜锣湾找到一位姓郝的裁缝，不算贵，而且可以上门量身，一件衣服收八港币。实在很不错。尽管爵士的气味太过浓郁，她还是喷了一点，轻轻抹了之后又用水清洗，希望能淡一些。

一点十分，马丁从索道站出来，吻了吻她。“看上去真漂亮，是新衣服吗？”

“嗯。”

他们坐有轨电车上山。这段路程陡峭得几乎算得上惊险，有时甚至感觉路是垂直的。他们抓着扶手，身体往前撑，看着外头，正好看见住户的房子拉开的窗帘，散放在桌子上的脏杯子和报纸。

“要是我知道每天电车上的人都能看见我的房间，我就会记得把屋子收拾整齐。你呢？”克莱尔说。

下了车，他们发现阿伯加斯特雇了许多黄包车，专门来接客人。克莱尔爬上了车。

她悄悄对马丁说：“我有点同情这些人……我们不是有骡子和马吗？为什么还要人来拉呢？或者这是香港的奇特风俗之一？”

马丁回答：“其实是因为香港的人比马便宜。”克莱尔顿时怒火中烧，闭上了嘴。马丁永远都这么死脑筋，逐字逐句，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拉车的男人哼了一声，拉紧了绳子。车子颠簸前进，克莱尔努力在并不舒适的座位上坐好。绿色铺天盖地包围了他们，热带树绽开摇摇摆摆的绿叶，九重葛以及其他花种的灌木，纷纷从山腹中冒出头来。有的时候她觉得，香港是个生机过度盎然的地方，控制不住自己似的，昆虫到处爬，豺狗在山坡上出没，蚊子疯狂繁殖。山腹修了路，建筑就拔地而起。不过，大自然仍然保留了自己的界限――永远有一群不穿上衣的大汗淋漓的工人在修剪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杂草。这里不是印度，她想，但显然也不是英国。前头肌肉紧张的车夫汗淋淋的，衬衫瘪瘪的，颜色灰白。

“阿伯加斯特家战后肯定花了不少力气清理这个地方。”马丁说，“史密逊告诉我的。战争时期，这地方被日本人毁了。基本上除了墙，什么也没留下来。这里本来是贝尔公司的商务代理索普住的，战后他被遣返了，就没再回来，卖价很便宜，他早就受够了。”

“战前这里的人的生活方式，非常雅致呢。”克莱尔说。

“阿伯加斯特战时失去了一只手，现在装了个钩子。大家说他对这个很敏感，最好不要看他的手。”

“当然。”克莱尔回答。

他们到的时候，酒会正热闹。大门敞开，通向一间宽敞的接待室，接待室又通往另一间宽敞的休息室。打开的落地门外面就是草坪，在那儿可以看见广阔的、美轮美奂的海港。这幢房子的装饰，是按英国海边的房子风格设计的。波斯地毯，临时搬来用的中国木桌，桌面是由缅甸银碗和其他带有异国情调的珍品镶嵌而成的。女人身着轻柔的棉裙聚在一起，男人则穿着狩猎装或运动夹克，手插在口袋里。仆人们端着放了飘仙酒和香槟的托盘，灵巧地穿梭于人群中间，滴水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