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七日

（一）

与香港相比，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近于荒凉之地。冬天阴阴沉沉，阳光难得一见，游客是不会跑去度假的。然而，每年的十二月，那里有颁发诺贝尔奖的盛会。去年十二月十日，是该奖的九十周年，所有仍健在的获奖者都获邀请赴会，一时间礼服煌然，衣香鬓影――而当地礼服的租价也急升了。

我是因为科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被邀请到瑞典去观礼的。早一年，诺奖基金会曾请我到那里介绍科斯的贡献。虽然差不多所有行内人都说科斯理应在十多年前得奖，但姗姗来迟，还是令我喜出望外。再一次的瑞典之行，我是不能推却的。起程的前三天，一位诺奖委员给我电话，说希望十二月九日那天，在一个诺奖得主云集的晚宴中，我能讲十五分钟的话。不能婉拒，但我意识到可能是怎样的一回事，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了。几天前，施蒂格勒（一九八二年诺奖得主）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在学术界盛会中，他一向是演讲的最佳人选。我想，是要我代替施蒂格勒讲话吧。我自知讲话的本领与施蒂格勒相差甚远，但这问题不大。困难是，在讲话时我怎可以不想到施蒂格勒，而一想到他我就难以舒畅地发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