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年五月一日 盖尔? 约翰逊（D. Gale Johnson）谢世了 享年八十六 消息传来 我的心沉了下去 不禁对太太说 “平生遇大师无数 获教益良多 但如果没有盖尔的亲手提拔 我不可能在国际学术上杀出重围。”一时间 数十年往事 注到心头 让我在这里追忆一下吧。

一九六五年 考完了所有博士笔试两年 我的论文经过数次更改题目也没有进境 心灰意冷之余 不想再留在洛杉矶加大。那时学术工作市场好 一出声就有十多家大学招手 许以助理教授之职。这些大学不是籍籍无名 而是重于教书 说不上是有规模的研究院。希望能写好博士论文 我选取了近于加大的长滩加州州立大学。当时 老师与同学们都说 州立大学不是不好 但教书时间多 研究时间不足够 而更头痛的是进了以教书为主的大学任职 要转到以研究为主的大学是近于不可能的了。这后者的“不可能”的观点是对的。一九六六年 我在长滩拿得加州最佳教授奖 以为可以转往以研究为主的名校 去信几封 没有一间回信。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我得到老师阿尔钦的认可 开始整理佃农理论的资料 同年十一月写好了第一章 老师赫舒拉发很喜欢 寄给当时从麻省理工学院到洛杉矶兰克公司造访的杜玛（Evsey Domar）。后者读后召见我 说我不属于长滩 问我愿不愿意到麻省去碰碰运气。我当然高兴 但过了几天收到杜玛的信 说麻省理工没有空缺 所以他把我那章文稿寄了给芝加哥大学的盖尔? 约翰逊。杜玛说芝大每年有一个“政治经济博士后奖” 有分量 此前获奖的有阿罗 蒙代尔等人 促我尽快申请。

这把我吓了一跳。我知道盖尔是大名鼎鼎的农业经济学家 曾经发表过自马歇尔之后的最重要的关于佃农理论的文章。然而 在我自己的佃农理论的上述那章中 我对盖尔的名著批评甚重 不是无理取闹 而是得理不饶人 手起刀落 节节进逼。杜玛建议我申请芝大 竟然把我的文稿寄了给盖尔 我恨不得文稿不是那样写 或起码写得客气一点。但文稿已到了盖尔手上 很有点难为情 我于是决定不申请。

该奖项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底截止申请的。三月中赫舒拉发给我电话 促我立刻写信申请。不知何解 但老师有命 我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到芝大去。两天后收到当时芝大经济系主任哈伯格的电报 说我获奖。我是到了芝大半年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里的George Tolley 教授告诉我 他是评审该年的“政治经济奖”的委员会主席。他说我曾经给他们一点麻烦 因为盖尔读了我的一章文稿 就坚持把奖给我 不考虑其他的申请者 但等来等去也收不到我的申请信。这使我如中雷击 该文稿批评盖尔 下笔无情 但他胸襟广阔 虚怀若谷 这使我意识到真正的学者有恃无恐 而搞学问应该是这样的。

到芝大的第二天 我跑到芝大出版社去见那里的经济书籍编辑 因为我早就将那第一章寄给该出版社考虑出书 得到正面的响应。我告诉该编辑论文已写好了。他很高兴 说要立刻出版。只看一章 不看其他就作了决定 而该出版社又是那样大名 是难得的际遇了。过了几天 我在芝大的亚洲图书馆找到好些珍贵的关于中国农业的资料 《佃农理论》要出书 这些数据要怎样处理呢 找盖尔问他的意见。我说芝大出版社要立刻出版 但我找到新数据 加进去恐怕要多花时日 怎么办 盖尔说要让他想想才回应。过了两天 他亲自到我的办公室来（大教授下访“博士后”是不寻常的行为） 说 “你的问题我想过了。通常有像芝大出版社那样大名的要替你出书 你应立刻出版而转向其他研究打主意。但你的论文可能很重要 不容易有这样的际遇 你自己也可能不会再遇上了 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多花一年时间修改文稿 作点补充。”

我依照盖尔的建议而多花一年时间。以书页算 这一年我只加了大约五十页 考查了佃农理论的经济思想史与大幅地扩充了合约选择的分析 而二者都大量地引用了中国农业的资料。后来论文的第一章出书时变作三章。

在芝大的两年中 盖尔是维护我的长者 对我像弟弟那样教导。他当时是社会科学院的院长 身居要职 但我凡要问前途 选路向 研究何去何从等 求教于盖尔 他必定慷慨地给我时间 慎重地考虑后才给我答复。我记不起有哪一次不听盖尔的话。记得《佃农理论》书时写序言 我措辞激动地感谢盖尔的教诲。他读后约见我 说序言虽好 但希望我考虑淡化一下感谢之言。我于是要从他手中拿回该序言的文稿 但他说 “这文稿送给我吧 将来有一天我会重读这序言的原稿的。”

盖尔· 约翰逊是二十世纪的一个伟大教育家。他曾经是名重一时的芝加哥大学的副校长 院长 图书馆长 经济系主任 也曾经是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刊物编辑??等 屈指难算 往往同期身兼数要职。十八年前 香港大学的黄丽松退休 要找新校长 我极力建议以重金聘请盖尔。得到的响应是香港回归在望 不能接受外国人做头头云云。这种及其他与学术无关的政治意识使港大一蹶不振。

二十年来 盖尔·约翰逊对东欧与中国的制度改革很关心 尤其是在农业人口转业那方 他作过深入的研究 提出不少建议。对中国情有独钟 这些年来他在神州大地周游了多次。是林毅夫的师傅 北大朗润园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应该称盖尔为师祖了。盖尔的女儿曾经在中国传授英语 更收养了一个中国男孩。

两年前盖尔到香港来 袁天凡宴客鲤鱼门。我坐在盖尔身旁 说往事 见他身体尚好 思想还敏捷清晰。但去年到朗润园讲话时 听到的是盖尔的健康走下坡 大不如前了。

 我自己欠盖尔实在多。我认为中国的农民也或多或少欠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