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根据国家社会主义的话语，在魏玛电影和好莱坞电影中猖獗泛滥的与资产阶级的腐化变质、男女乱交相联系的形象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媒体继续将电影中女性的形象推向永存不朽的地位，但在他们重新解释什么是电影明星的含义时，它同样也企图想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策略做出一些让步与和解的姿态。比如，国家社会主义的杂志《德国电影》（Der Deutsche Film）为了向国家政策表示赞同，坚持认为，电影明星不需要头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些没有特殊技能的优秀品质的电影明星应该作一些努力了，尤其是那些对电影艺术没有什么认识的人。我们想想那些漂亮的女孩和有意思的绅士们!但事实是到了他们必须离开的时候了。”国家社会主义话语对于流行文化的争论是，电影名人以前是没有什么内涵的，这种情况一定要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环境里得到改正。一个更激进的说法是，一些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家认为，像这样的电影明星的概念应该重新考察。尽管事实上是，纳粹宣传人将希特勒和其他国家领导型的政治家变成了媒体中类似半宗教的人物形象，但真实的电影明星却对国家的意识形态持怀疑态度。某些国家社会主义的出版物因此经常游说，反对某个明星的地位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超出了整个电影拍摄组的地位：“没有一个人--他的自尊自大被提升到一种妄想的自大地步--能够、可以、应该，或者将成为未来的英雄，只有那些真实的、诚实的艺术家，那些将自己融入集体并成为全体演出者中的一个有用的人时，才能够享受这样的殊荣。也许一些民众会对自己喜欢的明星从此消失而感到惋惜，但更多的人将会同意我们的做法，将明星病从电影中根除掉：明星必须死，这样电影才能够活。”

当然，乌发电影公司的明星体制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就这样消失了。典型的纳粹电影通常是令明星出名的有效方式。尽管纳粹官方反对将女性类型化，但类型化却是乌发电影公司推销产品的有效手段。戈培尔以及他的同僚们与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不妥协态度的人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追求的是宣传手段的最终目的：大众化，流行化。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将明星作为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然而，他们企图将明星占为己有并对明星进行不断使用的目的并没有得逞。相反，另一个现象出现了：尽管国家社会主义的新闻部门指出了乌发电影公司的明星制度有需要改进的一些重要地方，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那些所谓的改变其实根本没有得到贯彻实施。在我们所遇到的每一种情况中，每一个明星的角色都有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一种是坚持她的明星魅力，另一种是遵从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模式。因此，在这种自相矛盾的明星制环境中，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政令只给予了口头的服从，在一般情况下，他们还是按照普通商业的操作手段来进行运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