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星制的含义中隐藏着这样的问题。不管明星话语怎样辩白，它的明星们是如何的像常人一样，但媒体突出的宣传作用又保证了明星在票房上的被接受性、熟知性和大众性，所以她们从来都不会是真正的普通人。然而，与国际电影市场的操作方式相对比，国际电影市场通常把明星们包装成有异国情调的梦一样的人物，但纳粹的坚决信念是，将它的流行文化表现成一种极端的平衡状态，在这个文化环境中，演员和其他所有的德国工人们都是平等的地位，他们不再享受以前的那种虚假的杰出性和优越性。伟大、高贵和特殊的待遇留给了那些真正的德国文化中的天才人物--弗里德里克、伟大的贝多芬--他们在电影中得到经常的表现，对这些英雄的崇拜到了沉迷的地位，所谓“天才的电影”。同时，希特勒自己亲切和蔼的夸张形象占领了纪录片和新闻片。因此，当明星的平常性和超越性的双重矛盾同样在好莱坞的电影话语中出现时，就像约翰·埃利斯（John Ellis）所说的那样，对于在纳粹的修饰话语所强调的明星是平常人的偏见证明了国家社会主义对明星地位的澄清，虽然在实际操作中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一点。从官方的观点来看，并不存在明星，而只有天才和艺术家（音乐、文学、戏剧甚至是电影中的艺术家）或者是普通的在集体性的演出者中有创造性的个人。但在现实中，乌发电影公司继续把它的电影明星宣传成光辉照人的偶像，他们的生活充满了不平常的经历并因为他们自身的特殊才能而显得更加突出。

因此，纳粹的演员们清晰明白地说明了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流行文化中意识形态的更大层面的冲突，同时，也表现了乌发电影公司在试图遵循国家政令和倾向流行文化的矛盾中所面临的困难。实际上，通常认为，明星们造就了流行的形象，这些形象可以协调一系列他们身在其中的整个文化环境中紧张的社会关系。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来澄清这个概念，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借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关于“卡里斯马”（Charisma）的概念来讨论明星现象。戴尔认为，政治领袖人物通常都利用自己完美的卡里斯马形象来获得大众的支持，尤其是在政治动荡时期，“当社会秩序混乱无序、不稳定且到处充满了野心时，一个或一组卡里斯马形象就会出现，他/他们提供一个价值观、秩序和稳定的局面与混乱对峙”。他进一步指出：“把一个明星与社会联系起来的方式同这种用法差不多，除非有人把20世纪的西方社会看成是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我们其实应该想想他们之间的关系……明星与某种文化中的不稳定因素、野心和矛盾冲突之间的关系（它们在电影明星的制造和电影的制造中不断产生）。”面对纳粹的明星文化，戴尔关于明星符号的社会功能和心理功能以及明星与观众之间建立关系的可能性的建议有着重大意义。明星型领袖的卡里斯马完美形象不仅对于个人理解法西斯政治文化有重要的作用--他们都对元首形象极其信仰，而且，与政治并不直接相关联的明星形象同样可以作为一个有争议的形象，在他们身上，更大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可以被规划和讨论。由于国家社会主义明星文化的双重性，法西斯的明星被看成是在那个时期的一个包含着文化异元性的符号，或者说得好听些，是矛盾与特殊社会冲突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