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电影明星的形象很难得到一致性的统一，而且在她们形象的建构上，经常出现断裂并与社会性的因素产生矛盾。除此之外，电影女明星的形象主要是针对女性观众而设计的--女性的所思所想在现实世界之外并没有太多的发挥空间，她们的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被限制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内。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与国家社会主义早期出版物反复提出的观点相反，在纳粹政府掌握政权后，德国明星文化中所产生的那些变化，尤其是针对女性演员所提出的改变政策其实与她们所扮演的角色形象相比非常空洞。他们主要是坚持改变银幕叙事结构--尤其是结尾部分--通过强调并突出那些能够克服和解决的性别冲突与道德困境，并与德国纳粹的政策相吻合的情节，使自己与随时改变的政治气候相协调。换句话说，纳粹电影所喜欢的电影情节是那些将女性角色放置在意识形态上正确地位的内容（如妻子、母亲或者甚至是有牺牲精神的悲剧女英雄）。然而，这些并不是惟一的或者是最好的电影所提供的有吸引力的异性角色，而且这些角色形象也并不能够延伸到电影的银幕话语之外，也就是指，延伸到扮演这些角色的女演员的生活中去。况且，这种保守型的叙事结尾并不能保证一旦观众看了电影并接受了电影所提供的价值观后，他们就一定能认定这是一次愉快的观影经历。因为，在电影的前面部分所表现出的叙事上的冲突和角色模型，以及通过场面调度所呈现的整体上的协调感和电影风格、角色选择等都是同等重要的。

在对纳粹时期电影的女性形象的分析中，乌特·贝歇道夫（Uite Bechdolf）借用了杰姆逊（Jameson）关于大众文化中的具体化和乌托邦的概念来说明意识形态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赋予一部电影一个国家社会主义青睐的问题性主题之前，纳粹电影最初是通过接近现实社会生活和历史情境，并借助它们的声音来建立一个集体的幻象。在纳粹利用积极的叙事因素来实现杰姆逊所说的乌托邦式的以及先验的潜能的概念时，乌特·贝歇道夫认为，纳粹电影中所表现的女性形象其实并不适合理想的德国女性形象。她对两部电影进行了解读，一部是《神奇延特》（The Divine Jette，1937），由格蕾特·魏泽尔（Grethe Weiser）主演；另一部是《折腾》（Caprioles，1937），由玛利亚娜·霍帕（Marianne Hoppe）主演。这两部影片说明了“在族长式的男性权威话语中，女性自我控制愿望的撤退和被占用，但同样也可以被理解为是这种隐藏动机的限制性表述”。贝歇道夫坚持认为：“与国家社会主义女性形象对立的反面形象的存在是这些电影的潜藏力量。”对于在电影结尾所运用的叙事手法是否能够自动产生效果并使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强调是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