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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啻墙-加缪所称的“荒谬的墙”，1荒谬的人正是涂手-因为他们在转瞬即逝的墙上想以利永恒，工具简陋不说，而且带有极大的随机性，两者从正面震撼我们，不啻城市，关键是时间的连贯性。我们真正了解“劳动”的含义吗？而且，永远地了解这点，从城市诞生起就存在着它的感染力，不是简简单单的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这并不是低一个层次地看问题，那么高一个层次是什么样的呢？“曾经”-我们还是习惯性地带上时间概念吧，希望他真的变得好受些-有个上司，图方便，就统一延用“测量员”好了，想中国化点，就要叫“公务员”，或“上司”。他们大概还够不上“克拉姆”，2国家太大了，一切都要按比例缩小，何况他还在做爬竿运动，还在朝不同的方向翘尾巴-但最近却传来消息说，因干蠢事太多，这家伙已被悬置，成了某某，叉叉。当然，同时，一切也要按比例放大，比如出租司机，外省的和首都的就不一样，后者的架势几乎是部长级的，他们集中体现着官僚主义世界的问询风格。有许多人在那里因为讨价还价或抱怨被围攻打折了腿，下着雪，火气都大。同样是下着雪，有次，在上车报站时，地点好像在国家博物馆附近，突然我忘了别人告诉我的地名-“你下去呆着吧”，我只好下来呆着，冻得像只乌鸡。高速公路带来全面的脾气暴躁，开口骂娘。

1.参看加谬：《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有“荒谬的墙”一题。

2.克拉姆是卡夫卡小说《城堡》中的人物。

老墙，四川，成都，窄巷子，1996年

卡夫卡的《城堡》一会儿再谈，这是被讨论最多阅读最少的书，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就是针对官僚主义世界的，官僚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枯燥乏味。你描述这样的世界，无论是在布拉格，还是在外省，都逃不脱这样的枯燥。不是卡夫卡《城堡》读来枯燥，而是《城堡》反射的世界是枯燥的，酸化的，所以测量员对任何人都适用，也很简单，反正他也是个很简陋的人。

他一到我们的城市，典型的外省城市，就是个“拆”字。这个字写在大街小巷里，还要打个圈，全用红色。这个标记，涂鸦，现在已成为前卫摄影、丐帮电影最重要的符号（比如弱势群体派导演贾樟柯2006年拍的《三峡好人》）。他恍惚面对的是一堆废墟，街道，房屋，墙茨-这些人大致都经过全球现代化的“洗眼球运动”，外省一般叫“出国考察”，京畿不知是怎么说的。他们大量逛纽约、巴黎、伦敦、东京一类的大城市，甚至偏僻的阿根廷、巴西。有个镇级官员对我描述，他们是如何在欧洲打麻将的。但无论如何，出国观过光的人眼光很不一样，哪怕他感兴趣的只是人妖，钻戒。

相比之下，我们的城市固然难看，不值一提，充斥着垃圾，事实也可能确实如此，于是乎一声令下，现代化都市建设开始了。没人简单地反对这种好事，大家只是一头雾水跟着就栽进了漫长的工地，新的地方长城-周期是“五年计划”，跟着又是个五年，又是个说法。我敢保证，如果现在谁能写本《外省城市的工地趣闻录》，谁就会成为后现代伟大的果戈里，狄更斯，灰尘扑扑的果戈里，噪音不断的狄更斯。建设和破坏，我们该怎样来定义？就跟氧化和生命的完整性，难道是阶段性的代价？“大工地”这种说法已流行很久，没人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于是乎我们的“测量员”和拆毁师声名远播，香港媒体很客气地给他取了个绰号“×拆城”，他的方位感也是美国总统阁下似的上和下。

但毕竟还是上面意识到了这个称呼不太好，几乎和“没文化”是一个意思，而且牵涉面广。大概因为内部招呼，“测量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摇身一变，开始抓文化-这包括，涌现出一批高大可笑的具象建筑，给破烂的瓦房洗脸贴面，包括增加檐柱、斗拱、鸱尾。最有意思的是动员大量的劳工在一堵堵水泥墙上画出白色砖缝来，恍眼一看（观光者大致都是这样的“恍眼”），犹如古老的乡土建筑。在我们的城市，则展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造墙运动，洗眼球运动。每个区都有规定，改造旧墙，增加新墙，不得雷同。样式必须新颖，波浪的、曲折的、折叠的、拱形的、带漏窗的等等。然后堆积大量的低级趣味：标语、隔扇门、仿雕花窗、自来水喷池、假山、鸡冠花……仿佛你置身于一个图画的大观园。有人称作“城市画皮”，也有人誉为“文化创意产业”。在1960年代，如此规模的涂鸦运动被历史称作“红海洋”。永恒和短暂，垂直线，谁居其中？

我们的父母辈不啻淹死过一回。一次运动就泛滥一次洪水，就是一次牺牲大量细胞的核磁共振。许多人没学会淹死哲学和换气，于是成为一生的噩梦。涂鸦作为政治的肠梗阻变着花样仍然嚣张着，换个环境，成为雾状。危险的、淘气的涂鸦者手段更隐蔽了。

在我们城市-不知其他城市是不是这样-我们开车经过宽阔的街道时，想到的第一个旁观者就是密集的电子眼。有的人，用药水把号牌雾化掉，还有民间发明的一些反侦察的预警器，逃避罚款。这些小玩意让人总觉得有点像飞机爆炸后，你像件货物飞速下坠，赶紧就近顺手抓过飞机的螺旋桨戴在头上-但当你一落地，哈，“抓住你了”。你第一个面对就是躲在大桥拐弯处的警察。浩瀚无垠的大海，一滴墨汁，你掉下去，还能是一个什么正常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