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1182-1252），意大利人，曾奉教会之命出使蒙古，后著有《蒙古史》，也叫《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3.鲁布鲁克的威廉，法国弗兰德斯鲁布鲁克村人，圣方济会会士，曾奉国王圣路易九世之命到蒙古见蒙哥汗，后著有《东行纪》。

4.利马窦（Mathew Ricci，1552-1610），意大利人，耶稣会士，1582年到达中国，1610年死于北京，留有用意大利语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

5.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N. Spataru Milescu，1636-1708），罗马尼亚人，曾任俄国使节出使中国，后著有《中国漫记》。

6.比干，子姓，为殷商贵族商王太丁之子，名干。曾受托孤辅佐帝辛纣王，王横征暴敛，比干叹曰：“主过不谏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强谏三日，纣王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遂杀比干剖视其心。

7.范蠡，春秋时期越国人，字少伯，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灭吴，称上将军。自认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是可共患难而难久安乐之人，遂辞官为民，史为忠臣。

8.施佩尔（Albert Speer，1905-1981），原为工程师，后任“第三帝国”官员，成为柏林建筑总监。“二战”后著有《第三帝国的内幕》，披露当年许多希特勒的建筑计划。

许多古老的书籍都记载了这个传说，城市还没建起来的时候-新制度都必须是这样开头-就已挤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迁徙者，朝圣者，生意人。他们很快就摸索出了产生商业利益的方式，粮食和琢玉。他们像魔术师似的变出细石器，打磨光滑的石锛，燧石，偏爱碧玉。一群人尚武，一群人文明程度要高些-知道如何制作大量的礼器和青铜器。这种差异导致了冲突，栅栏被毁坏了，人畜被杀，生产力递减，所以，必须崛起新的仲裁者-北方的皇帝。我说过，北方必须在特定的经纬度上，南方比我们想像的要辽阔。

北方对许多人来说，都是可以信赖寄托的，因为它培养了他们的双重对立感-就是，必须听从精怪的建议，并由此得到精怪的宝物，然后，活了下来。许多神话都包含着这种双重对立，比如鸡和龙的故事，鸡原先有角，它偶尔借给龙，龙借角，是为了在天上留下好印象，但龙不再归还角，鸡每天啼叫，为的是要回它的角……毋需下文了，龙会厌烦这种反复的啼叫，而且在清晨，人类睡意正浓。

博尔赫斯的小说里也有类似的原型故事。《双梦记》写道，有个散尽家产的人在自家院子里的无花果树下做了个梦，说在另外一个城市有笔财宝。于是，他历尽千辛万苦去了，还偶然挨了顿打。打他的人嘲笑他说，他也梦见过在一座城市的无花果树下有笔财宝-结果，就是在这个人自己的家里，在无花果树下，他找到了财宝。

还乡病有着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取决于我们的天真烂漫，就像前面提到的两个城市之间扯的皮。北方皇帝确实派了有能力的大臣来，这类大臣一般在中国的行政幻想中都是交叉使用，南北对调，是种历史习惯，开始于北方。皇帝战胜一个邦国，除了杀死贵族，然后就是流放中下者。流放的方式一般都是分散到外省各地，估计目的是不让他们有重新聚集的可能。好处随之而来，他恰好懂得如何收服两边，轻而易举，因为他善于了解不同地域的情况，就像古人说的“域别形殊”。随后，他又采用北方修筑长城的经验来建造我们的城市，这时稍微遇到点麻烦。墙一高过三尺便会坍塌，说不清什么原因。贱民，工头，工程技术人员都没用，而皇帝颁发的圣旨又规定了时间，非常严格-就像什么时候开始讨厌的经筵（大学士给皇帝授课），什么时候练字，赏月，什么时候下海打捞珍珠，什么时候美女款款而来，端上佳肴，什么时辰砍头献俘。大臣急了，急什么呢，反正最后幻想能解决一切。

传说中，这时，一只乌龟爬上了岸，摇身一变，成了白发老翁。他告诉城市所有的人：“如果你们延着乌龟的痕迹筑墙，就不会塌。”说完，又化为乌龟边爬边销声匿迹。后来的事就很简单了，民工们开始沿着乌龟爬过的痕迹垒大方砖，任务顺利完成。这座城市，为了纪念这件事最初就叫“龟城”，是远古黄帝的隶属之地，即《史记》中所说的“……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这里也是大禹的诞生之地，还是汉武帝和司马相如准备开发的边陲，是秦始皇、马可·波罗漫游的版图。这里充斥着喇嘛，活佛，各种颜色教派的皈依者，大瑜伽行者-都像大师米拉日巴一样说：1风啊，你要喜欢吹走我褴褛的衣衫，就吹走吧-还有发现自己便痛哭流涕的觉悟者们，盐茶贩运者，商贩，市民，流放者，冒险家，衣锦还乡的商人，耶稣会士，文化刺探者，外交官，军事密探，爬在墙头上窥视邻居丫头的文人，淘金人，伐木者，各类遗老……总之，是引起无数人震惊的百分之九十，再加剩下的不快活的百分之十。

在我们无能为力的后面-在哲学家看来就是“深刻的局限性”-总是充斥恶劣的边缘人物，这个结谁能解开！

1.米拉日巴大师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白教）创始人玛尔巴祖师的嫡传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