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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世的父亲，晚年时，我很难过地观察到，他只集中精力享受着两件乐事：读报，书写。哲学家把这描述成“西西弗式的工作”，但他认为只有两件事：阅读和通奸。这只在泛社会学上或许有点意义。对个人，我以为王尔德说得更有意思些：年轻人想节制，结果往往背叛，老年人想浪漫，却力不从心。1这是个令人尴尬痛苦的事实，但我们满足于这样的事实吗？历史学家，律师，法官，公安人员，记者，我们身边的老百姓，艺术家都在说事实，但彼此都认为对方绝对在欺骗自己。“绝对”也是我们常用的词，能不能用另外的词呢，比如相对，比如隐形环境，你看不见它，所以，才认为谁欺骗了你。于是，他们便更加庄严地行使起自己的权力，其实，哪这么简单呢！

好像有人说过，事实就像一只袋子，你不放些东西在里面，它是站不起来的。问题是谁来放呢？有人认为，历史，要么你把它当作一件古董，要么就把它放入灰尘扑扑的档案馆，否则，怎样证明我们并非愚?昧。

行为主义关于小白鼠和通道的原理仍然有效。我给一个画家朋友建议，表现管道如何。我的观念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开关和管道，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像手机结算和交电费这样的垄断行业，谁都明白，管道后面充满了阴谋，算计，永远都是糊涂账，所谓公开的明细账都是涂鸦之辈糊弄小儿。保险业管道后面更是无限黑暗，氧化严重，赔付时露出的是苦瓜脸。还有随处可见的小便器、水龙头、粪池、电缆、转接器、苹果机的“点-击”界面，Windows图标和下拉式菜单系统，都有自己的管道。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的，包括社会，国家。我拿了一个西北发现的古陶俑拍成照片给他作示范，这个陶俑和玛雅文化中的玉米神相似（没人关注这点）。我认为，这个陶俑当它转变为另一种材料时就成了艺术品，就不再是陶俑了，他中空的身体和手臂，其截断面就是管道。我说服他不妨尝试一下，结果不了了之，大概很难表现，要么是观念还没跟上。观念艺术，你必须要先有观念，然后才说得上其表现力。

和世界保持接触的策略不光是艺术，麻雀，酒精，大麻，性器，摇头丸，毒品，艺术，哲学，观念。这些反过来都可能是诈骗犯。

这种疏离导致了我们懒于对亲人的了解，不是谁喜欢故意这样，而是我们本能地夸大了时间的疗效-什么都好像还来得及，来得及。恰恰在这笨拙的暗示后面，其实没有一个不懊悔不迭的，没有一个不痛哭流涕。为什么呢，因为时间改变了，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突然间，一个可怕的事实降临在你抑制着的最深爱的事物上，他不再以你可感触的，甚至“讨人嫌”的日常形象界定你的空间。或许，彼此正是害怕这点，才用时间，空间，环境和距离来作借口。谁也不会想到，一旦既成事实，那么，无可挽回的悔恨和日渐壮大的寂寞，会使我们泪流满面，缅怀失去的一切，只对遥远而诙谐的事感到一点淡淡的兴趣，仿佛是种解脱-谁不是这样的呢？

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2意思是说，孩子们都该记住自己父母的年龄，生辰八字，如果他们高寿，那我们内心就会充满喜悦，而同时，你也十分担忧，因为事无永恒，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是我的理解。

1.王尔德，英国唯美主义作家，这段话出自其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

2.引自《论语?仁》。

关于这点，我很惭愧。我老记不住他们的生日-直到我含着悲哀的眼泪带着遗憾为他们撰写墓志铭时。当然这是我的责任，而且意义重大。我想，许多人和我一样，一边责怪着自己，一边也在纳闷，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难道我们不能做得更好些吗？看起来，这是个容易解答的问题，其实却不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才探讨了“隐形环境”的问题。现实中，我们忘了什么并不打紧，亲属，姊妹会提醒一下。他们就是干这个的，彼此相依赖。男主外，女主内，这也是相互依赖。这个隐形的单片眼镜就挂在我们滴汤漏水的胸前。即使我不在家，在遥远的北方，或在印度支那的岁月，他们都会及时告诉我。我会满怀深情，毫不迟疑地奔赴哪怕是形式主义的鱼雁往来。母亲了解我的脾性：保持距离，便一往情深，等靠近，便手脚无措，纯粹就是个大闷蛋。“三杠子压不出一个屁来”，这是母亲最爱拿我开涮的玩笑话。还有“手板心上给你煎鱼吃”，就是说，我今后如果有出息的话（传统的出人头地），他们就会用手板心当锅，煎鱼给我吃。这实际上是种赌博，赌孩子的前?途。

后来，在父母时日不多的晚年，都以不同的方式为我表演了“手上煎鱼”，我欣然接受。母亲读了《旁观者》的大半部分。那时，她的视力下降得很厉害，慢慢放弃了她最喜爱的阅读。许多地方她读不懂，结构也芜杂得离谱。现在的文体和她在教会学校涂鸦的时代大为不同。实际想来，这本书最有意义的也许就是这点。我想，父亲也感觉此事重大。但他没读，那不符合他的习惯，太复杂，太曲折，缠绕得十分厉害，尽管跟他至爱的书法可能没什么两样，都是可见之物，但他还是延迟了对我的总体评价。在他奄奄一息之际，我听见他在喉咙里嘀咕了一句：“儿子，有出息。”

这样的肯定让我很难过，因为我所知道的事实告诉我，写作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出了书，也没几个人会认真去读，更不用说客观的空气和鼓掌之类，反会遭遇更多的误解、心计、挑剔、挖苦和取彼。有一大帮人像“专门干自己事业的”豺狗，对着一具臃肿的尸体说风凉话。在涂鸦的行业里，替天行道者拥挤不堪，有时，争得来头破血流，代价惨重，却没改变什么，反而使本来就荒凉节俭的精神更加恶劣。对抱有幻想的父母而言，我只想和他们保持在“隐形的环境”中，详情大可不必。在穿过扎人的玻璃时，我只说了我想说的而已，他们所说的，也只是他们尽可能想到的而已。

关于疏离感，另一个原因也很重要，那就是慢慢习惯的社会-在大量的民俗生活中，我们没有内心世界已被中断的礼教及延续的各种仪式。比如我们不再敬畏，比如我们没有皇帝-这只是一个社会学假设，就像历史学家用“偶然”，或“克娄帕特拉鼻子”所作的假设：斯图亚特的国王们不那么愚蠢，拿破仑在滑铁卢派出去的大将也不那么死板，而灵活及时赶回，还有，希腊国王亚历山大也没有被猴子咬过，或者托洛茨基也没有因打野鸭子而害上热病，降低了和斯大林、季维诺也夫与加米涅夫的战斗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