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

Discovery频道的《一个城市六个朋友》到台湾作节目，由刘轩担任「第一个朋友」，还帮忙串场，和马英九一起坐直升机介绍台北。

「《一个城市六个朋友》是什么意思啊？」我隔天问儿子。

「那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英文有个形容词：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意思是世界上就算天南地北的两个人，只要透过六个朋友，一个介绍一个，就会找到彼此。举个例子，今天你去蒙古，在草原遇到一个人，他可能介绍乌兰巴托的朋友给你；那朋友又介绍北京的朋友；北京的那个人再提到他在美国的朋友。结果不超过六个，就能找到在纽约跟你相关的人。」儿子说：「所以世界很小，人的距离也很短，只是我们没去想、没感觉。」

我去年出版了一本图文并茂的《花痴日记》，卖得奇惨，连报上的书评都说刘墉不信邪，出本怪书，踢到铁板。

其实这铁板是我早料到的，因为里面谈的多半是种花种菜和浇水施肥的道理，既是纯文学，又冷门，不太可能畅销。

今年春天回台，去逛建国花市。奇怪的是，过去我逛，很少有人打招呼，这次却没走几步，就有人对我笑说：『又来看花啦？』，还有一位卖花的小姐追上来，送我一大把鲜花。

我好奇，问她为什么我以前常来，她都没认出，现在才发现？

「因为你写了《花痴日记》啊！」那小姐笑道：「以前就算看到你，也不确定，猜你人在国外，不会来这里。但是看了那本书，知道你爱花，就敢认了。」接着追问：「大家都说《花痴日记》真好看，什么时候出续集啊？」

接到老朋友的电话，在那头兴奋得像小孩儿似的：「你猜我今天去了什么地方？我去了第五街的玩具城。」

「那有什么稀奇？」我说：「我也去过。」

「可是我不一样耶！我是去拜『胡桃钳木偶』。」

看我不懂，他又解释：「就是对店里一进门那个很大的木偶，把双手举起下拜。」

「你真发神经！」我笑道。

「不！是一堆人发神经。大家在网上约好，下午四点正，时间一到，一起拜那木偶。」他兴奋得近乎喊叫地说：「起先我认为没有人来，因为店里每个人都在挑东西、看玩具，没人看那大木偶。没想到四点正，所有的人都突然转身拜了下去。然后，又各自「快闪」，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从这件事可以知道，看似陌生人，却可能想同样的事、有同样的爱好，只是大家不表现出来罢了。」

自从有DNA比对的技术，不但一下子破了许多悬案、发明许多新药，而且确定了许多亲子关系。更惊人的是英国的休斯敦桑格尔医学中心，通过对Y染色体的研究，推断蒙古和中国北方有一百五十万人，都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的后代。

他们甚至在二○○三年作了「成吉思汗基因测试」，推论出成吉思汗是伟大的「播种者」，在中亚有一千六百万后裔。

想起不久前在《读者文摘》上看过的一篇文章----

作者张忠庆四十八岁那年，开始走路不稳，连上下公交车和上楼梯都没力气。核磁共振检查之后，得知患了遗传性的小脑萎缩症，才想到他的父亲和表哥也在多年前得了同样的病。

趁着还能行动，张忠庆由台湾到安徽去寻根，惊讶地发现他父亲的几个兄弟姊妹，包括许多后代都得了这种病。

更令张忠庆惊讶的是，二○○一年在台湾成立「小脑萎缩症的病友协会」，虽然起初不到五十位会员，却发现其中好多人有亲戚关系。

张忠庆感慨地说：「许多素未谋面的病友，在聚会上发现互有亲戚关系，在这种场合见面，真不知是喜还是悲。」

不知为什么，他的这句话令我想到以黎之战、波斯湾战争，和纽约的9/11。

会不会在战场上杀得你死我活的那群人，都是远房亲戚？会不会9/11劫机的人，跟飞机上和世贸大楼里的受害者，不必通过六个朋友，就能找到彼此亲密的关系？

会不会宾拉登和布什，竟流着同一祖先的血液？

会不会直到有一天要骨髓移植，才发现远在天边的一个陌生人，竟比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与我们更相似、更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