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ask That a Man Wears

刘墉

朋友请客，席间谈到他从政多年的父亲：

「我最记得小学时候逃学，被我爸爸抓到，原来要打我，却举起手又不打了，对我说『你大了！不打了！自己想！』还有初中时，有一天跟爸爸同车出去，下大雨，我说我讨厌下雨，我爸爸就说『农人需要雨。』最后一次是他临终，把我叫到床前说『你大了！我不操心你了。』然后，他就死了。」说到这儿，他顿了一下，眼睛闪着亮，低低地好像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父亲很少对孩子说话。跟他在同一屋檐下近二十年，好像只听他说那么几句话。」

在阳台上浇花，看见老人中心的车子停在门口，岳父先下车，站在车边等着，伸手牵岳母下来。

「爸爸现在会牵岳母了。」我回房对太太说。

「他本来就会牵。」太太回答。

「可是上次去老么家，下楼，岳母没处扶，颤悠悠地，他为什么没牵？还是我发现，赶过去牵？」

「因为那天两个女儿、女婿都在。」

「哦！他是等我们牵。」

「不！当着你们，他不好意思牵，觉得肉麻。」

看代表日本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血与骨》。

影帝北野武演个韩裔日人，很会作生意、很懂得放高利贷，成了大财主。但是他的脾气极坏，非但常对家人施暴，而且对子女近乎一毛不拔。

儿子缺钱，向姐夫借钱不还，姐姐因此被丈夫羞辱，上吊自杀了。北野武走在半路，听到恶耗，颓然坐在街头。又在丧礼上痛殴女婿时中风，从此半身不遂。

太太死，他去参加丧礼，每个人都盯着他从长巷一瘸一瘸地走向殡仪馆。但是就将到达的时候，他突然转身，进了路边的小铺，买了瓶酒，转身离去。

他死在北韩，因为他把一生的积蓄都捐给了北韩政府。

一个老同学打电话给我，说他的老父死了。

「死了也好！他死了，我才不恨他。」老同学在那头淡淡地说：「年轻时候出门，他总走在前面，也不管我妈怀着一个、抱着一个、拉着一个，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在后面。后来他老了，又总是走在最后面，由我妈扶着，一步一步蹭。可他还是脾气坏，动不动就吼我妈。今年初，我妈脑溢血死了，他半滴眼泪都没掉，但是从此不说话，也不怎么吃，总一个人坐在黑黑的屋里。没多久，他也死了。」

「我真不知道我爸这辈子有没有爱过我妈。」老同学叹口气：「直到我妈死后这半年，看他的样子，我才知道，他很爱！」

一个童年时住在距我不过一百公尺的老同学，三十年后，居然又在纽约成为邻居。

有一天，两口子来聊天，谈到他家地下室的房客。作太太的怨：「他对房客比对我都好，我生病爬不起来，他不管我。但是房客才一点不舒服，他就开车带去看病。」

老邻居在旁边一瞪眼：「那当然！不带妳，妳还是我太太，跑不掉；不对房客好，房客就跑了。」

没过多久，他搬去了纽泽西；又没过多久，离了婚。

想起近三十年前的一位同事，找人批「紫微斗数」拿回来给大家看。

一张纸上写得密密麻麻。只记得其中有两句：「外人都爱他，但是他不爱外人；家人都不爱他，但是他爱家人。」

「写得莫名其妙嘛！」大家都骂。

却见他歪着头沉吟了一下说：「其实讲得没错吔！因为我对外人很客气，从来不好意思拒绝人，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都隐藏着，所以外人都爱我。也就因为我在外面帮助别人，已经累死了，回家精疲力竭，脾气坏，又因为是自己人，不掩饰，所以家人都躲着我。他们却不想想，我在外面强颜欢笑是为了让事业成功、养好一家人。」

读「进化论」的书，说生物学家观察两种黑猩猩，一种生活在较差的环境，公猩猩每天必须跑到很远的地方找食物。母猩猩则因为带小孩，走得慢，总被丢在后面。那些公猩猩们在前面打拼，必须很团结，以应付各种状况。

找到食物，公猩猩们会先吃，等母猩猩带小孩赶到，常常已经剩得不多，还不知为什么，常被公猩猩毒打。

但是另一群生活在优裕环境的黑猩猩就不同了。因为四周有牠们吃不了的果子，公猩猩不必跑到远处找食物，所以母猩猩们不是跟在后面被冷落的一群，牠们有着较多的参与机会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也很受「丈夫」的疼爱。

眼前浮起早期人类社会的画面 ---

为了防卫，男人们必须紧密地团结；因为农猎，天生较强的男人有较大的优势。

他们聚在一起开会，女人没有参与的权利；他们对妻子不茍言笑，才能在众男人间显示权威。

他们对朋友的要求尽量配合，因为那是义气；他们对亲人的要求反应迟钝，因为那是私情。

他们下班后，没事也要出去耗耗，表示为公忙碌；他们进门后，等着妻子呈上拖鞋，因为老子在外作牛作马。

他们像是戴了面具，把情藏在后面；家人像是老鼠，甚至听到爸爸的脚步，孩子就往屋里躲。

问题是，男人真没情吗？他的心真硬吗？他不流泪，是为了流泪会看不清敌人；他杀敌，是为了保卫家；他多半比太太早死，留下的是他打拼的成果和伤病的身躯。

男人真是强者吗？抑或他们只是戴着面具的可怜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