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东晋时期的庄园经济充其量是在皇权体制下的“独立”，远远无法和分封制下的诸侯相比，甚至也无法和西方的贵族权势相比。

如果拿西方中世纪的贵族体制和晋朝的士族统治相比较，就会发现中国贵族政权的弱点。西方贵族的力量源泉在地方上，他们控制着地方上的城堡、庄园，以此为根据地向国王讨价还价，是否在宫廷任职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对宫廷政治的依赖非常弱。而晋代的士族则在朝廷垄断高级职位，以此作为他们世代冠冕的保障。他们没有办法象西方贵族那样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地方权力上，他们只能向宫廷蜂拥而去。他们之所以能拥有广阔的庄园并控制山川湖泊，是因为他们在朝廷中的政治特权。一旦这个特权失去，他们在地方上的庄园顷刻之间就会变为乌有。他们虽然拥有特权，但这个特权的主人充满很多变数。中国皇帝可以慢慢控制围拢在他身边的士族，但西方中世纪的帝王却无法控制分散在各个角落，拥有独立权力的贵族。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中西方的区别，那就是：西方的贵族是以地方上的权力为基础赢得在宫廷发言的权力，而中国的贵族是因为在宫廷赢得了说话的权力才拥有了在地方上的种种特权。这种局面是贵族势力在和中央集权的长期争斗中形成的。中国的贵族政权本质上是中央集权的一种变态形式。

7

山房春事二首（其一）

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

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

这是唐代诗人岑参的一篇怀古之作。诗人在诗中着力描写了梁园的萧条。梁园是西汉贵族梁孝王刘武所建，到唐代时已破败不堪，建筑物的破败透视着世事的悲欢和无奈。

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一篇怀古名诗。诗中所提及的朱雀桥是秦淮河上的一座浮桥，乌衣巷位于今南京市秦淮河南。而诗中的王、谢正是东晋王朝士族大家的代表人物王导、谢安。朱雀桥和乌衣巷一带曾是东晋贵族们执掌朝政、饮酒作乐的地方，如今（唐代）却长满了野草。诗人用野草和夕阳渲染了衰败的氛围，而昔时王谢堂前的燕子飞进了寻常百姓家又透视着世事的无常。

岑参和刘禹锡的诗实际上画出的是两幅贵族阶层的衰败图。比他们俩描绘更为详细的是清代的曹雪芹。曹雪芹用十年时间写成的《红楼梦》，准确逼真地勾画出了贵族盛衰的全过程。

曹雪芹反映的虽然是清末社会的现实，折射出的却是上千年封建贵族们的真实生活。这个阶层既不经商，也不生产，完全靠占有田产和依靠政治特权行贿受贿、包揽诉讼来榨取利润。他们要么是皇亲国戚，要么是公侯王孙。靠着特权他们草菅人命、胡作非为，彼此之间勾心斗角纵欲淫乱，攀富比阔。

晋朝时期成了中国历史上阶层隔阂最大的时代，已经非常接近印度的种姓制度。

其实《红楼梦》中描写的境况非清末独有，魏晋南北朝时的实际情况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

《红楼梦》中有“四大家族”，然而，把持晋朝政权的是一个远比“四大家族”更为广阔的贵族群体。这个群体对外按严格的等级制把自己和庶族区别开来。在贵族群内部则严格按门第和血统来确定官位。晋朝时期成了中国历史上阶层隔阂最大的时代，已经非常接近印度的种姓制度。他们把寒族役门当作“人渣”看待，即使在士族内部，他们自己也要划分三六九等。这些士族会千方百计的找出一切理由做骄傲的资本，任何细微的差别都不会放过。比如，西晋灭亡后，士族们纷纷渡过长江，到南方避难。那些先到的士族就摆出先知先觉的老资格嘴脸，瞧不起后到的士族。他们成了贵族中的贵族，为此还特地修订《百家谱》（指先渡江的一百个士族名册）作纪念。那些晚来的士族被打入另册，见了他们就得矮三分。百家之中，仍然要按祖上的地位来确定彼此地位的高低，发达早的士族仍然会对发达晚的士族表示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