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蓉，刚才陪你来的那个人是谁?”

我莫名其妙，不过还是照实回答：

“是我爸爸。”

想不到教官忽然间满面通红，不发一言就转身走开了，我当然也不会去追问她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谜团到我快毕业之前才解开。

那时候，教官已经和我们很熟了。她笑着向我招认，她本来是准备杀鸡儆猴，一个才刚上高中的女孩子竟然那么大胆，和男朋友公然挽臂同行，亲亲热热的，完全不把校规放在眼里。她把我叫起来，是想当众记个大过，或者甚至开除也是可能的。

好险!教官的想像力未免太离奇了一点，这就是后来她为什么会脸红的原因了罢?

不过，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隔了很多年之后，我再回想，也许是因为在那个时代里，“父亲”的形象极为固定——或者严肃，或者冷漠，很少有为人父者，能像我的父亲那样活泼热情和开朗。

也很少有人，能像我父亲那么俊美的。

但是，无论我的父亲和别人的父亲有多大的差别，在我们这几个孩子的心中，他依然只是个“父亲”而已。

我的意思是说：在成长的过程里，家，只是个温暖的庇护所，外面的世界才是真正的诱惑。尤其是我一放假就喜欢往野外跑，每次都是晒得又黑又瘦的回到家来。而平日不出门的时候，大半都是窝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画画，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即使在餐桌上，说的也都是我在学校里遇到的事，对于父母是怎么在过着日子，其实从来也没有想到要去深入了解。

远离家乡的父母，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和态度在过着他们的日子呢?我从来也没有认真地向他们问过这个问题。

父母健在时，从来不曾认真地去晨昏定省，反倒是如今，每天早上进到书房都会先向父母亲的遗像鞠躬道早安。相片就摆在书架的一层空格里，父亲穿着红色羊毛衣拿着烟斗站在他的书房外阳台上的相片，还是我在一九九六年春天拍摄的。

我在书桌前坐下来开始工作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就在我的背后，在两张光影清晰色彩柔和的相片里微笑地注视着我……。

二美好的时光

一九七○年夏天，怀着慈儿，我离开欧洲回到台湾，在新竹师范学院开始教书，然后生女育儿，忙着和海北一起来给孩子打造一个温暖的家。等他们稍微大了一些之后，又重拾油画，日子因此过得很紧凑。

父母那时都在国外，偶尔回来探望我们，平日书信往来之间，谈的都是关于两个小外孙的趣事。

一九八二年的暑假，我去接回中风后的母亲，在石门乡间疗养，和我们住在一起。一九八七年春天，母亲逝世。再过了两年，我才带着慈儿，重回欧洲。

已经是一九八九年的盛夏了。

在这之间，父亲从慕尼黑大学的东亚研究所转到波昂大学的中亚研究所，任教多年之后，已经退休了，不过仍然住在波昂近郊，就在莱茵河的旁边。

慈儿和外祖父有两年没见，她刚考完大学联考，成绩不错，是来向爷爷报喜的。

而我则是要为八月底的首次返乡之行，先来做点功课。

生在南方，从来也没见过原乡的我，虽然从小常能从父母那里听到关于蒙古高原的种种，但是，一旦真的要成行了，还是有许多问题要来问清楚。

父亲十分高兴，亲自到市区来接我们。

为了早晚作息不会打扰到他，出发之前我就要求给我和慈儿订一间在他寓所附近的旅馆。父亲给我们订的旅舍紧临着莱茵河岸，屋子相当老旧，听说还曾经接待过维多利亚女王?屋前有个平台，和屋内的餐厅连接起来，客人可以在户外用餐或者喝啤酒，平台之下就是河岸，莱茵河缓缓地从眼前流过，闪动着细碎的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