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洋务运动是中国那时一次颇具规模的对外开放，那些洋务派的头面人物，不论是办军工以求强，还是办基础和民用工业以求富，其出发点也有好的一面。但他们有个与生俱来的致命弱点，那就是从根本上忽略了欧洲国家"若要强，下海洋"，不仅政府下海，老百姓也下海，并且是用全民下海托举起整个国家的海洋事业。而曾国藩和李鸿章最初购买轮船的目的是用来镇压太平军，这就决定了他们从一开始便严格禁止民间购买和使用轮船，只许官方独家经营。据一些史料介绍，轮船在中国的河、海之间航行了近30年，民间商家仍不许问津。他们不肯让民间拥有轮船更不肯放手让民间参与发展海洋经济，开拓国家积累财富的新路。直到同治、光绪年间，除近在咫尺的朝鲜可以指定口岸设卡收税，允许两国边民进行边境贸易，其余地方的商民凡与海外商人往来者，仍然被视为"奸民"，一经查获便"系狱论罪"；对来自海外的商贸交往，也是依旧把重点放在防和堵上，无意取得经营海洋的主动权。因此，除了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强制开放的口岸外，其余港口都还是禁区，一派荒凉、落寞和冷清的状况，与欧洲的大航海适成鲜明对照。

从骨子里说，洋务派也绝不愿意承受开放海洋必然会带来的对现行社会秩序的巨大冲击，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乱了，整个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也就动摇了。这样一来，大清国的经济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原有大陆体系的固有缺陷，亦无力冲破小农经济传统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的种种局限。实际上，不过是想拿银子买来寄生在欧洲躯体上的近代工业，实现倚赖西方列强的"自强"，怎么看都像个头戴瓜皮帽、身穿洋坎肩的怪物。最初兴办的一批工业项目，建立的都是官府独办的畸形模式。这些工厂完全由某些官僚集团主持和控制，所生产的产品仅供应朝廷和军队，并不作为商品对外销售，更不会投放到市场进行经营。因此，整个投入、产出的过程既不讲成本也不讲效益，本身无法产生从利润转化而来的资本积累。办厂所需资金，完全依靠主持其事的官僚集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般是从封疆大吏们所掌握的军饷中拨出一部分，或从当地的关税及厘金收入中截留一部分，支撑这些工厂的资金运转。还借势敲诈勒索，以填补经费的缺额。上海海关有个名叫唐国华的通事伙同两个海关稽查人员作弊自肥，被李鸿章抓到把柄，"因案革究"，拿出4万两银子"赎罪"，填了江南制造局的亏空。而所有的官办厂家都是只亏不盈，一个个都成了填不满的无底洞。

随后代之而起的是官督商办，即由官府出一部分银子，再招募私人资金入股，组成官、商联合经营体。当时提出"以土产敌洋货，力保中国商民自有之利权"，将一些下台官僚搜刮百姓得来的钱，农村地主收地租积攒的钱，以及一些富商大贾经营牟利的钱吸引过来，大概还有小商小贩节衣缩食积攒的钱，似乎有了一些起色。然而，官督商办的实质，仍然是一切权力归官府，企业的经营、管理，尤其是财务收支，都控制在官府指派的总办、帮办手里，认股的商家无权过问。这些官员将当官做老爷的一套用来抓生产经营，不但将这些新式企业衙门化了，还带来了官场的腐朽习气，到处遭遇潜规则。企业有了经营效益，私人投资者眼巴巴等不来红利；企业发生亏损，一股脑儿都算到私人投资者身上，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官督商办也因此声名狼藉，在私人投资者眼里成了"光吃钱不吐钱的老虎机"，避之惟恐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