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洋务派中，某些有识之士已经觉察出了官办及官督商办的致命弱点，呼吁朝廷顺应舆情，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甚至有了"官退民进"的意思。湖南人郭嵩焘了解西方国家皆以民营经济为本，极力鼓吹大清国"通商贾之气"，允许民间商人自由经营造船、制器等行业。有人还直截了当批评李鸿章等人办洋务，学习西方"不师其法，惟仿其器"，其结果"未收富强之效，徒使国兴聚敛，而官中私饱，此不揣本而齐末，故欲益而反损"。然而，这些言论不但触怒了既得利益集团，也触怒了顽固的守旧派，纷纷跳出来鸣鼓而攻之。郭嵩焘出使欧洲，因其所写见闻录对西方文明多有称赞，还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朝野上下大张挞伐。他不得已挂冠而去，回到湖南祖居之地，连家乡父老也容不下他。

清政府不允许民间参与海洋经济的发展，不等于民间真的就不参与。西方国家的大批商船驶入我们的江河湖海，直接与本地商家进行交易，官府想管也管不住。一些从事海上贸易的中国人还利用官府害怕洋人的心理，纷纷寻求洋人的保护，忍痛交出一笔"保护费"，在自家船上悬挂一面外国旗帜，便堂而皇之来去自由。当时还流行一种"诡寄经营"，即中国船主付给某个洋商一笔费用，由其谎称租赁了这艘中国船，该船不但可以在江河湖海通行无阻，还能名正言顺得到类似洋人船舶的优惠待遇。而签发航行证的，实际是各国的领事馆，这些外商仅以举手之劳，即坐收一笔又一笔"注册费"和"管理费"，因而乐此不疲。中国商船也乐得免去地方大小官吏的克扣和纠缠，也心甘情愿掏钱孝敬那些为他们提供保护的洋大人。那时候，海面上、河流中，以及广州、上海、厦门等重要港口和商埠，满眼尽是飘扬外国旗帜的船舶，难得一见挂中国旗的船只，白花花的银子也跟着流进了洋人的腰包。

因为洋务运动不属洋，也决定了由此起步的海防建设缺乏海洋大局观，无法建设真正意义的海军。现在评价李鸿章，不能不肯定其当年建设海军的积极态度。他曾大声疾呼："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特，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外患之承，变幻如此，而我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那时的朝廷谕旨，也说出了一些要紧话："海防关系要紧，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为国家久远之图，若筑室道谋，仅以空言了事，则因循废弛，何时见诸实行？"无奈，他们所说的破除"成法"也好，"为国家久远之图"也好，都只停留在购船购炮或造船造炮的技术层面，全然不顾欧美国家的海军是跟着他们不断深入的海洋实践发展起来的，并以在航海大潮中发展起来的近代工业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基础。大清国依靠进口西方先进舰船组建的海军，却嫁接在我们无比薄弱的工业基础和落后的封建制度上，并置身于全民禁海的社会现实中，不可避免严重缺钙，成了软骨症。不说别的，万一欧洲国家拒绝提供船炮零配件，后果都不堪设想。

而此时西方的海防观念已经前进到全面建设制海权，而不是有几条军舰就意味着有了海防。瑞士一位著名军事理论家在19世纪30年代便明确提出："海上均势是欧洲政治均势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强调"制海权对入侵大陆的结果有很大影响"，已经涉及到了一个国家海防与陆防的总体战略布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海上先发国家，因为缺乏建设制海权的整体考虑，仅靠称雄一时的舰船在海上独来独往，已经沦为英、法等海洋大国的小兄弟。大清国仅凭那么几条舰船，以及一群拖着长辫子的水军士卒，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环境里能混得下去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鸿章在法国舰队面前的心虚胆怯，也不是一点儿道理都没有。

事实证明，没有浩瀚大海惊涛骇浪的冲刷，没有全民大航海带来席卷一切的"大气旋"，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海防大筹议，都无法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任何有深度的改变，医治不了社会愚昧落后和因循守旧的痼疾。最具讽刺意味的，莫过于大清国修铁路了。其中，同治四年（ 1869年 ），美国商家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打算作为样品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不想"斩断龙脉"、"破坏风水"的谣传四起，没几天就被北京步军统领衙门拆掉。光绪六年（ 1878年 ），怡和洋行修建了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也引来大小官员一片反对声，借口压死一个士兵带来了霉运，以28万两白银买下拆毁，将铁轨投入到台湾海峡中。还有从唐山修到胥各庄一段长22里的铁路，因为急需用来运煤，地方绅士一时似乎找不到拆卸的理由，却提出火车头的嘶鸣会惊动大清国祖宗陵寝，只许用马和驴子拖着车厢在铁路上蹒跚......

针对洋务运动，梁启超曾经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多年来，一般的回答似乎都在封建社会制度的制约，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想一想，欧洲国家不也是打从中世纪过来的吗，他们的君主制再加上教会对社会的禁锢照样严厉和根深蒂固。但大航海一来，一举荡涤了这些国家的封建元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一起脱胎换骨。李鸿章们有意无意规避举国走向海洋，也就规避了洋务运动对其安身立命一整套固有体系的冲击，热热闹闹的"同治中兴"不过是在已经陈腐的社会躯体上涂上一层斑斓色彩。"洋务运动"不属"洋"，本身不过是一眼枯井，汲取不了来自浩瀚海洋奔腾的活力，大清国的气数自然很快就要油尽灯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