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初读似迷离惝恍，但只要把握住“归雁”这个关键的语汇，即能“识字”，则不难体味诗中借充满客愁的旅雁所表现的，无非是诗人宦游他乡的羁旅之思。关于诗词中各种鸟类所包含的特定含义，有贾祖璋《鸟与文学》一书可资参考。最典型的实例，是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的前数句：“绿树听鹈 。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姑节录夏闳分析（原文见《唐宋词鉴赏集》）如下：

暮春鸟声是触发感情的诱因，后面积蓄的是有关这三种鸟名的诗文传说的种种复杂内含。“绿树听鹈 ……苦恨芳菲都歇”，融化《离骚》“恐鹈 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成句，明寓时机蹉跎，众芳衰歇意。鹧鸪，据说“多对啼，志常南向，不思北徂”（《埤雅》）。它的鸣声有自呼、有“钩辀格磔”、有“行不得也哥哥”诸说，还有一说是“但南不北”（《北户录》引《广志》）。在历来诗人的心目中，这是一种特别使南来的北人伤心的鸟。“山鹧鸪，尔本此乡鸟，生不辞巢不别群。何苦声声啼到晓。啼到晓，惟能愁北人，南人惯闻如不闻。”（白居易《山鹧鸪》）至于杜鹃，流传极广的神话传说此鸟是蜀国望帝失国后魂魄所化，又名怨鸟，“夜鸣达旦，血渍草木，凡鸣皆北向也。”（《禽经》）鸣声若曰：“不如归去。”诗人用以寓宗国乡土之恨者不胜缕举。徽钦失国，俘死异域；中原沦丧，故乡久违；和战纷纭，国是莫定。“恨别鸟惊心。”触绪纷来，即目之情可感，因袭之义抑亦可思，以三种鸟声兴起，作者的深衷苦情固已溢于言表。

于是我们大致上可以了悟，为什么我们的古代诗歌以凝练含蓄为其一大特色。这事与特殊的诗歌语汇大有干系。正由于一些诗歌语汇能够引起读者的定向联想，所以我们的诗人常能以精约的文字表达出无限深长的意思，近人李叔同有一首歌词《送别》，就运用了这一传统的做法，颇有意趣：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歌词的开头运用了一连串与离别相关的古代诗歌语汇，诸如长亭、古道、芳草、杨柳、笛声、夕阳、山外山……无不勾起读者对于离别情事的联想，可以说是浮想联翩，在并未涉及具体离别情事前就把别情渲染得浓浓的了。作者受旧体诗词的濡染很深，所以在运用这种手法上也很到家。这歌曲对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人，极易产生共鸣之效用；而对于并不“识字”的青少年，则不免有几分隔膜了。有人说诗词文字质地稠密，诗词文字是半透明文字，这一事实显然与历史积淀而产生出特殊语汇那一事实是联系着的。

通观上述诗歌语汇，便会发现，这些语汇都有一个较早的出处，并由此规定了其基本的含义，是通过世代诗人的沿用，积淀了某种特定意蕴的。而古代诗词创作常用的手法——用典，也就是源源不断产生这类语汇的“工厂”。“用典故成语乃是古代诗文的通例。春秋战国之文引典是《诗》、《书》、传说，以前的积累不多，本身即成典故。汉代起用典渐多。魏晋六朝便大量运用这一积累。以后的作品，若不熟悉典故成语，很难读出滋味，甚至难懂用意。望文生义往往出错。文学语言有继承性，不用典故成语是不可能的。用得太多了，陈词滥调堆砌成篇，当然不好，那就板滞不能生动了。以上所说，自陆机、沈约、刘勰以来，即为读书人常识，所以很少有详细说明的（多仗口授）。评文常依此为基础而论列己见。今人读古人文不可以不注意古人不说的常识。”（金克木《说八股》）仔细区分，可将用典分为两类：一为语典，即就语言形式言，是前人曾经运用过的；一为事典，即其出处与某一故事有关。无论哪一种，只要是用典，就可以使读者就其语源或事源，发生定向的联想，从而大大丰富诗意感受。唐人张旭《山中留客》诗：

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

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此诗不但有情致而且有意味，要充分体会这意味，便须识得“沾衣”二字语有出典，即陶潜《归园田居》：“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从而可会张诗末二句的潜台词。李白《山中与幽人对酌》：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能否充分领略个中风趣，也要看你是否知“我醉欲眠”句与“抱琴”云云皆有出典。《晋书?隐逸传》云：“（陶）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对照出典，更觉李白诗隽永有味。可见“识字”，即追寻诗语的来历，一则可使我们对诗意理解正确，再则能使我们充分玩味诗词的丰富含意——那含意往往是潜藏在字面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