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收起他那几页纸后说：“那么咱们现在来谈我更感兴趣的第二个问题——中国究竟有没有‘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你要简单干脆地回答我——有？还是没有？”

我说：“没有。”

“没有？”

他的脸一下子涨红了，站起身，像瞪着一条丑恶的幼虫似的低头瞪着我，连连说：“撒谎！撒谎！你在撒谎呀你！你……你们中国人怎么可以这么毫不在乎地撒谎呢？你明明知道是有的，是客观存在着的。我也不是一个到中国来的瞎子聋子，我毕竟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三年半多了！难道我知道的，你这个中国人竟一点儿都不知道么？好，好，今天算我自讨没趣儿，咱们拜拜吧！

我说：“你坐下。”

他不坐，一副话不投机半句多，拔脚便要走的样子。我扯了他一下，他才重新坐下。

我说：“其实，我最近也经常思考你提的问题。因为经过了思考，所以我回答没有。我甚至认为，回溯半个世纪的历史。不但中国没有所谓‘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世界上其它国家可能也没有。这两类人，以形成阶级的群体概念存在，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阶级一词应该是一个较为广大的概念。这一概念需要起码多的数量构成的群体支撑着证实着才不显得空洞。你等着，我拿一样东西给你看……”

于是我起身去翻出了一本(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带回到他身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的第一篇文章。便是毛泽东那篇对中国产生了近半个世纪深远影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我指着说：“你看，毛泽东在他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将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列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我翻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章，又指着说：“你再看，毛泽东在他这一篇文章中间——谁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他的回答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中国的地主阶级。看来毛泽东这位农民出身的革命领袖，最痛恨的就是地主阶级了。我当年是知青时，通读过毛的这个合订本。在我的记忆中，毛这个合订本中，似乎从未用过‘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的提法。他经常的提法是军阀、官僚、买办、地主阶级。他为什么就不那么提呢？我想，肯定连他当年也明白，那种提法在概念上是不确切的。官僚者可能是资产阶级或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出身。也可能身为官僚以后，运用手中的特权，更加肆无忌惮地聚敛家族资产，从事买办经济活动，扩大土地占有面积。但若说这样的官僚们多到了形成一个阶级的程度，那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不待多到形成一个阶级的程度。国家的统治集团也许就已经被推翻了，或自行瓦解崩溃了。因为那样一个官僚集团是根本没有办法长久统治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公众，可能不得不容忍一些官僚资产者和官僚买办者官僚地主的存在。却不可能，也无法长久容忍这样的一个阶级的存在。因为那一种压迫，将是人民根本无法承受的。这一道理，是连封建统治阶级都明白的。对于这一点，蒋介石当年又何尝没有防患于未然之心呢？他也担心他的官僚们以暗聚家私为第一能事，以为官廉正不知为第几嘛！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他最初是赞同和支持的。他自己不出面由儿子出面是一个策略。他以为儿子会较他更容易做到铁面无私。事实上当年血气方刚的蒋经国也是打算替父亲扫荡一批贪官污吏的。只不过一打便打到了‘四大家族’的至爱亲朋身上，而蒋介石的统治又是要依赖于他们的，不得不出面干涉，使儿子的护法哨棒高高举起，却落不下去了。不但陷儿子于大窘之境，也使他最初赞同和支持的‘打老虎’运动偃旗息鼓，不了了之。蒋介石还亲自下令处决过一些严重影响他的党国形象的贪官污吏。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因为他也想做长久统治中国的君主嘛。上防下憎，使……”

“使官僚资产者们和官僚买办者们，根本不可能有条件形成一个阶级——你是这个意思吗？”

他打断了我的话。

我说：“对。我是这个意思。”

“就像某类草，它们可能这里那里一丛丛地生长出来，但根本连不成一片草场？”

我点点头。

“根本？”

我说：“你别在字词上非要和我辩个天大地大。如果没有制约和惩罚，如果制约并不明朗，惩罚并不严格，像中国这样一个官僚密度重重叠叠的国家，又处在向商业时代转型的阶段。官僚资产者们官僚买办者们，其实是很可能形成阶层、甚至阶级的。在有些局部地区，整个县、市的官员，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形成贪污、受贿、走资、巧取豪夺的权力集团，恰恰说明了可能性的存在。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法治的权威毕竟在渐渐树立起来，成熟起来。监督的方式毕竟渐渐多了，作用毕竟渐渐大了。举报的责任也毕竟渐渐变为一种公民意识而深入人心，所以又渐渐形成着不可能性的依据。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并存，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过认为可能小，不可能性大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