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语言分析排拒了逻辑分析的专横性格，这的确是发生了某种解放的作用。但它与欧陆解释学(hermeneutics)的潮流合流的结果，却无可救药地掉进了相对主义的窠臼，而这正是我们在目前必须面对的情况。从后现代的观点来看，我们似乎并没有很好的理由说，一种文明一定比另一种文明更好，科学也仍然是文化的产物，它并没有任何超然的优越的地位。科技的成功只证明了它本身的机括有一定的效率，但它并没有证明它能帮助人类追求福祉。恰正相反，如果不加以适当的限制，它就会产生强大的破坏性的效果，降低生活的素质。

最奇诡的一个现象是，科学哲学内部的发展也倾向于根本否定了科学是纯客观的学问的看法。孔恩(ThomasKuhn)指出，科学发展的历史并不是积累的。同一个典范内部的科学成就是可以比较的，但当一个典范的可能性被穷尽时，就会发生科学革命，追求一个不同的典范，而典范之间并没有可以共量的标准。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更进一步指出，科学的实验是有理论担负的(theory-1aden)，其实科学的成功并无定法，一般人过分夸大了专家的角色，其实专家与常人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费耶阿本德的极端意见也许不能得到大家的同意，但启蒙时代对于科学的信心至今却是荡然无存了。科学的进步不只不能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恰正相反，借着科学的名所做的勾当以及泛科学主义的信仰却反而为人类带来了灾害。

现在人渐渐知道，无限制地攫取大自然的资源会造成生态的破坏，如果不加以制止，就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如今不只科学的客观性受到了挑战，进一步把科技文明的发展还原到文化的层次来考察，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视野。如所周知，戡天役物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产物，两个世纪以来进步的西方科学被无疑问地接受为具有普遍性的判准，以此作为辨别文明高下的凭借。到了晚近，这样的观念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我们可以借用最近爆发的有关哥伦布的论争来说明吾人当前必须面对的问题。

照传统历史教科书的说法，哥伦布于一四九二年发现新大陆，到今年正好是五百年，西班牙、美国等各地都在筹备巨大的庆典。然而这真是那么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情吗？且不论究竟是谁发现了新大陆的问题，难道在白人来到新大陆之前，美洲就没有被发现吗?这种白人中心的观念就不去说它了。无论如何哥伦布来到美洲之后，欧美的航道才正式开启，而这的确改变了世界未来的历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了哥伦布，欧洲的文明就不会带到美洲来，当然也就不会有美国的存在。但是功过如何呢？我们一向习惯的观点是，美国革命成功，实行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主实验，两百年来成为了保障个体自由的安全港以及象征。而近年来却涌现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哥伦布所带来的是欧洲的僭越、凶残与富有传染性的疾病，彻底摧毁了原居民的文化，奴役剥削简直无所不用其极。从此加速度地破坏了我们的自然世界，到处掠夺、浪费能源，于今尤炽。哥伦布的旅程究竟是人类迈向进步的象征，还是强暴西半球的噩运的开始呢？《时代》杂志(一九九一、十、七)把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值得我们深思。

西方人的僭越的态度确实是彰明昭著，无所用其遮掩的。波士顿的一家电视台拍摄了大规模的哥伦布纪念专辑，第一集的一部分是到香港来拍摄的。他们要找出何以中国没有变成海上的霸权，而西方却后来居上的根由，我也应邀来发表我个人的观感。那时我并不知道哥伦布在西方所引起的争论，我只是坦诚地说出了我自己的见解。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曾经抵达非洲，当时中国的船舶大过欧洲，后来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呢?据我所了解主要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没法负担，所以在成祖去世之后，只再下一次西洋，就无以为继了。但是深一层思考，为什么继续下西洋经济会无法负担下去呢？如果中国人也像西方的殖民主义者那样肆无忌惮，侵占人家的领土，掠夺别人的资源，买卖人口作为奴隶，那岂不是一本万利的勾当！还会有什么经济问题呢?但是明代只是去宣扬国威，从来没有意思长期驻留海外，而进京朝贡的蛮夷还要得到丰厚的赏赐，这样当然就没法维持下去了。而且当时倭寇作乱，干脆就实行海禁，不许中国人出海，于是中国很快就丧失了海上的优势。到了清末，帝国主义的坚甲利兵逼迫清廷割地赔款，使中国沦为孙中山所谓次殖民地的地位。毫无疑问，中国人的天朝型模的世界观是有极大的限制和缺点，但是难道我们宁可中国一早就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吗？像西方殖民主义者那样凶残霸道吗？而这恰正是当前世界问题的根源所在。当然中国人的行为不能都用思想的因素来解释，中国毕竟是以内陆为中心的，不像英国、葡萄牙必须向外扩张去找出路。诚然我们不能否认，西方文化是有许多长处，他们在近代以后脱颖而出，绝对不是偶然的结果。但我们决不能说他们的一切作为都是好的，换一个角度来观察，晚近对于西方文化的批判也同样不是偶然的结果，而且并不只是有色人种才有这样的反感，许多勇于自省的白人也一样有着同样的判断。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究竟该采取怎样的立场呢？毫无疑问，对于西方文化的批判的确是有其必要的，然而单纯的道德上的谴责是无济于事的。由西方发动的科技、产业革命已经遍布全球，不是一个可以逆转的趋势。今日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开倒车，回到中世纪或者古代的世界去，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人发明了新的科学技术，要不去用它们是绝不可能的。但我们所要反对的其实并不是科学，而是泛科学主义那种盲目崇拜科技、把它当做唯一标准的偏颇的态度。科学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事实上正是科学的进步才使我们了解到环保、生态一类问题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不是要回复浪漫主义的看法，全面谴责科技文明，倒回头去歌颂高贵的野蛮人。平心而论，部落文明确实有许多非理性的成分，如生人祭一类野蛮的风俗习惯，以及迷信一类的东西，这些不是我们可以加以赞颂甚至容忍的对象。我们所要清楚认识的乃是科技的限制，了解到科技的无限制的扩张并不能够保证生活质素的提高。而我们所亟需的是用更新的科技来克服科技所造成的问题，例如目前最热门的研究是如何找到廉价的方法去减少空气与水的污染。同时也是由于科技的进步发明了避孕药，才能造成妇女的解放。当然科技也制造了杀伤力强大的原子弹，乃至于核子弹，但这更逼使人类运用智慧，谋求避免走向终极毁灭道路的方策。西方的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固然造成了极端恶劣的后果，但西方的民主制度却避免把权力集中在专制的暴君之手，而提供了一种比较合理的政治制度。我们需要平情地对西方文化的成就与缺点作出公平的估价。同时我们不相信文化的定命论。文化是一种可以改变可以传播的东西，诚然文化也表现了强大的惰性，但在时间与努力的双边夹持之下，虽则一时好像看不出什么显著的成效，其实无形的变化积累了一段时期之后，就会产生十分巨大的改变。试看佛教的华化需要经历好几百年的时间，而由清末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固然有很多地方还像在原地踏步，也有许多地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回顾起来仍然是令人咋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