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代新儒家对于文化问题的看法。当代新儒家无疑是对于五四以来彻底反传统、提倡全盘西化那种偏激的态度的反动产生的一个知识分子的运动。他们并没有一定的成员，也没有一致的意见，但却有大体相同的方向。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九五八年元旦由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四位学者共同署名发表的文化宣言：《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此文原刊于《民主评论》与《再生》，现收在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卷(台北，学生书局，一九七五)作为附录。这篇宣言要求世人不能只由现实功利的观点看中国文化，而要由一超越而涵盖的胸襟去看问题的表里与来龙去脉，积极肯定中国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以及心性之学的意义。宣言指出中国文化造型的方向与西方不同，以致招致种种误解，而思有以阐解说明。宣言并进一步对于传统与西方作出双向的批判：一方面中国文化当体现到本身理想的不足，必须由本身内在的要求，吸纳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成就；另一方面则吁求西方要虚心向东方学习：

（一）当下即是的精神，（二）圆而神的智慧，（三）温润而恻怛或悲悯之情，（四）如何使文化悠久的智慧，（五）天下一家的情怀。

宣言发表，在当时并未产生巨大的回响。原因很简单，几个在现实上一无所有的学者，面对着强势的西方率尔进言，要他们向弱势的东方学习，难怪会受到忽视和冷遇！而在中国，大陆固然不去说他，在港台也并未造成波澜壮阔的文化运动。这篇宣言只是少数几个流放于本土之外的中国知识分子，怀着孤臣孽子的心境所发出的一些肺腑之言，反而日久能够看出这篇文献的特殊意义。

宣言所言的观点自非必人皆可以同意。在今日回顾这篇发表在三十多年之前的文章，不免令人感慨系之！宣言有一些明显的弱点是很容易可以看得出来的：它把传统中国文化过分理想化，也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缺少明白的分际。但这是不难理解的。尽管传统文化在现实上沉沦到最低点，知识分子仍必须壁立千仞，争此一线，在主观的愿望上期盼它抵于不坠，所体现的恰正是孔子那种知其不可而为的精神。宣言与今日的时潮所展现的时代脉搏也不尽相合。中国传统所强调的那种大一统的精神，与今日反主流、反宰制的多元主义的倾向似乎辕北辙，背道而驰，那么当日当代新儒家对世界文化走向的期盼是不是完全落空了呢？

很奇怪地，今日重读宣言，仍不能不惊诧于它的惊人的预见。宣言里有一段话说：“真正的西方人之精神之缺点，乃在其膨胀扩张其文化势力于世界的途程中，他只是运用一往的理性，而想把其理想中之观念，直下普遍化于世界；而忽略其他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因而对之不免缺乏敬意与同情的了解，亦常不从其他民族文化自身之发展的要求中，去看西方文化

对其他民族文化之价值。”这一段话与西方当前反主流、反宰制的思想恰恰若合符节。西方人思想的转变诚然是基于其内在本身原因的要求，不必一定是受惠于宣言的刺激，但宣言所显示的洞察力，仍足使人惊异，不能轻易地将之放过。

然而宣言也自包含有与当前之时潮走向十分不同的意见。宣言并没有彻底与传统解构，而明白肯定西方希腊的科学哲学精神、希伯来的宗教精神，乃至近代之实用技术精神，有其普遍永恒的价值，只不过不承认这些价值穷尽了世间的一切价值，并指出其偏向乃是构成现代的矛盾冲突的思想根源，而吁请西方放宽胸怀，向东方学习。宣言并不认为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实用主义的思想可以作为主导时代精神的思想，而主张必须吸收东方的智慧，才能够在未来开出人类的新路。

宣言这样说是为世界人类文化的开展指出了一个大的方向，但无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留下了许多漏洞，无法令人完全信服。它所悬的目标是东西文化的会通，所追求的是世界大同的理想，但由今天的观点看，这样的提法的最大的问题在，思想仍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完全没有接触到如何落实的问题，以致没法给人很大的帮助。当代新儒家要有前途，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思考，针对各方面提出的质疑，作更细密的思考加以回应，才能够有真正的时代的相干性。举例说在抽象的层次上，对于各不同民族文化有同情的了解与敬意，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但落实下来，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如果由第三世界的观点来看，这篇宣言显然过分侧重中西文化的大传统，置其他文化传统于无地，也就是说，对它们缺乏足够的同

情了解与敬意。又，如果文化之间有矛盾冲突，我们对其他文化的同情了解与敬意要到怎样的限度为止呢？鲁殊迪(S.Rushdie)写《魔鬼诗篇》，被伊斯兰教徒认为诋毁穆罕默德，这样的作家专事哗众取宠，旨在贸利，或者是十分无聊，但柯梅尼竟下追杀令，对于接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原则的人来说，面对如此非理性的态度，怎么能够产生同情的了解与敬意呢？由此可见，各民族文化虽然应该有生存的权利，但绝不可以有超越批评检验的权利。同时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尊互谅，这是一回事，但把各民族文化的成就和贡献一体拉平，放在完全平等的地位，那又是另一回事。当代思潮把多元主义推到了极端的情况，那就不免会产生些十分奇诡的效果！譬如斯坦福大学教授人文普通科便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激进派要平等讲授各民族文化的贡献，于是不容许只讲莎士比亚，也要讲《汤姆叔叔的小屋》。现代人应该培养更高的敏感度，尽量避免种族歧视的非理性的态度，这是很有积极正面意义的发展，值得我们鼓励。但要把各民族文化在科学、哲学、宗教、艺术上的成就一体拉平，那却是另一种非理性主义的表现，不只不值得我们去提倡，还必须坚决加以反对，才不至于陷落在文化价值的无政府状态之内。故此当代新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不可能接受西方后现代那种彻底相对主义的思潮，但却在同时也需要提高警觉，不可不知不觉随时流露出来一种大汉族沙文主义的心态。比较可行之道是给与宋儒“理一分殊”的原则以崭新的现代的解释：一方面现代走向后现代，不是要完全摈弃传统的理性，而是要理性变得更有弹性，这才需要对过去失之于单一独断的理性的表现提出深切的批评，另一方面乃必须努力追求多元的分殊的表现，不轻易排斥新的内容，但也绝不是要漫无归止，仍然要维持高的标准，不容许人类文化变得日益低下，不断堕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