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理想的落实问题，一方面我们固然可以维持超越的理想当做我们的规约原则，另一方面我们同样要注重对于低沉的现实客观的研究。中国文化所产生的绝不只是超越的心性之学的理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之下，也有了不少积淀，不容许我们对于国史一味只采取完全理想化的看法。一方面我们需要像当代新儒家那样去发掘传统文化的资源，建立民族的自信心，以迎接现代化的艰苦挑战。另一方面也要充分体现到传统文化的负担，例如长期生活在专制底下所形成的屈服于权威主义的心习，绝不是很容易在一夜之间就可以去除的。我们的文化常常过分纵容主观性的膨胀，而缺少对于客观性的尊重，这对于我们走向未来往往形成了巨大的伤害。宣言要求中国文化通过自己的主动要求吸收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宣言似乎低估了这一个历程中所必须遭逢的困难，以致只描绘了一幅光明的远景，光提出科学民主建国一类空洞的口号，而缺乏实行的方案。宋儒办书院，兴教育，形成既广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当代新儒家的影响力则还只局限在学院中少数几个知识分子之内，远不足以言时代思想的主流，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学术思想潮流罢了！

当代新儒家在哲学上一方面不认同马列主义，另一方面又反对相对主义的横肆，是有它的理由的。同时它也不赞成实用主义作为主导的思想，可说同样是无可厚非的。当代新儒家对于心性之学有超越前人的深湛的研究，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能不能以之为精神的源泉来解释国史？这却是充满了争议性的。至于是否恢复了这样的慧识就能够找到中国以

及世界文化的前途？那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难以作成定论，他们所表示的只是他们自己的信仰罢了！而政教之间究竟应该有怎样的关系？他们并不能够给予我们令人满意的回答。

虽然如此，当代新儒家对于当前文化问题的讨论，绝不是没有重要的相干性的，此中的关键在于他们对于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所采取的双向批评的态度。对于传统过分强调单一理性的缺失，当代新儒家顺应时潮，认为理性可以有多方面的表现而不必拘于一格，这样才能形成自我的扩大，对于道德主体、认识主体、政治主体都有适当的重视。然而对于现代过分强调多元甚至不免流于相对主义的倾向，当代新儒家却不予苟同，而给予了十分严正的批判。

如前所述，当前世界似乎有两种完全不同互相反对的趋势同时在进行着：一方面不断趋同，全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另一方面却又不断趋异，每一个民族、性别、年龄、行业都在争取和肯定自己的权利，形成了一个分崩离析的局面。当代新儒家的自然倾向自比较容易同情前一种趋势，世界大同是中国人一贯的向往，《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世人应该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犹有进者，天人分离造成了种种的问题，古老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在现代又重新获得了它的新生命，人对自然，人对人，人对自己都要重新调整关系，中国过去的经验对于今日的世界的确可以提供宝贵的资源，给予现代人一些重大的启发。但和而不同，这样的和谐不是靠权威与专制的压迫之下获致的，今日人在“理一”之外，的确需要重视“分殊”，容许个性的发挥与充分自由的表达，这样才能超越传统的限制，与现代接头。但这又绝不是要人自私自利、目光如豆，坚执住眼前的一些利害关系，互相矛盾冲突，争夺永无宁日，终于大家一同走上毁灭的道路。顺着当代新儒家的思想往前探索，人在肯定自我的权利与追求个性的表达之余，仍要肯定一种宽松的共识，才能真正走向“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境界：互相限制，互相扶持，同心协力对付公害，而进入到一个既照顾到现实又有高远的向往的理想世界。这显然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在理性的光辉的指导之下，不合理的宰制的枷锁渐渐去除，走向未来世界形成的新秩序，在第一个阶段下应该是一个

容许和平共存互助互利的宽松的邦联制，这在世界的层次如此，在国家的层次也该如此。它并不是一个靠热狂激情去追求的乌托邦，那将带给人类灾难而非福祉，也不能靠任何口号与运动来完成这样的目标。我们只能衷心希望各种不同的人在各个不同的岗位，发挥不同的创造的力量，不断努力艰苦工作，尝试克服内外的困难，造成点点滴滴的进步，为我们缔造一个比以前更好的未来。

(原刊于《哲学杂志》创刊号，一九九二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