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过去曾经有过超卓的创获。无论典章制度、价值规范，均为邻国所效法而成为楷模，千百年来形成了所谓的超稳定结构。然而西风东渐，传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突然之间土崩瓦解，一直到晚近，全盘西化之说依旧甚嚣尘上。但西方有识之士却深深忧虑价值之失坠。不只日本兴起，必须对于东方的传统重加考虑，由现代走向后现代，价值日渐失去准绳，有流入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究将何以自处？如何利用我们传统的资源促成价值的重建，乃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企图由哲学的观点提出一些线索对于问题加以探索并指点一个理论建构的方向。

2.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特色

在这篇文章之中，我没有可能把中国传统各家各派的价值观—加以省察，概括以后才进而论述其特色。我只能针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流思想，借助于一两位前辈学者的睿识作为指引，把问题勾勒出一个大体的轮廓。这就当前的目的来说，便已经很足够了。

譬如方东美先生认为，中国哲人自辟蹊径，孕育出别具一格的既超越而又内在之形而上学思想体系。依照他的说法：中国哲学精神之显扬，恒以重重统贯之整体为中心，可借机体主义而阐明之。作为一派形上学理论，机体主义可自两方面着眼而状摹之，其特色如次：自其消极而言之，机体主义：

（一）否认可将人物对峙，视为绝对之孤立系统。

（二）否认可将宇宙大千世界之形形色色化为意蕴贫乏之机械秩序，视为纯由诸种基本元素所辐辏排列而成者。

（三）否认可将变动不居之宇宙本身压缩成为一套紧密之封闭系统，视为毫无再可发展之余地，亦无创进不息生生不已之可能。自其积极面而言之，机体主义旨在：统摄万有，包举万类，而一以贯之；当其观照万物也，无不自其丰富性与充实性之全貌着眼，故能“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而不落于抽象与空疏。宇宙万象，赜然纷呈，然迁就吾人体验所得，发现处处皆有机体统一之迹象可寻，诸如本体之统一、存在之统一、生命之统一、乃至价值之统一等。进而言之，此类纷披杂陈之统一体系，抑人感应交织，重重无尽，如光之相纲，如水之浸润，相与浃而俱化，形成一在本质上彼是相因、交融互摄、旁通统贯而

广大和谐之系统。[1]

方先生很明显地是把西方近代流行的科学唯物论思想作为背景以凸显出传统中国哲学的特色。唐君毅先生则盛张中国先哲价值内在于自然万物之宇宙观之旨，也以之与主流西方思想对反。他说：

中国自然宇宙之最大特征，吾人将以为在视自然本身为含美善[1]　方东美著，孙智燊译，《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上册(台北：成均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页三二～三三。之价值者。此亦易经思想之所涵，而为中国历代哲人之所承与西方以往之思想，最大不同处。吾人以前在西方近代科学，初所发现之自然与社会，为一生物之互相斗争，人类之阶级与阶级、及个体与个体相斗争，一切人物以力相争衡之自然与社会。然中国易经，则早有一切自然与社会之矛盾冲突，皆可由变通而趋于和谐之教。近代西方科学中，此种无情观之渊源，可谓源于中世纪鄙弃自然与物质世界之思想。亦可谓源于希腊哲学中，自辟苏格拉底至柏拉图，与新柏拉图派以来，以物质世界为较低之世界，物质为限制之原理之思想；及希腊唯物论者以自然之物为机械，而不涵价值之思想。此种种思想，皆可谓源于西方之纯以数量、形相观念看物质。亦促进近代西方科学家，只以数量形相之眼光，看自然界之万物，而更不求发现或肯定其价值者。此即罗素所以主张，人对自然，当守道德的中立。唯怀特海，则以西方近代文化思想之最大缺点，即为其看自然守价值之中立，而不知价值之内在于自然。而影响近代社会思想甚大之达尔文、马克思等，则又反由不以价值眼光看自然与社会之结果，而只发现自然界有种种反价值或表现负价值之事实。于是在彼等科学思想中，自然与社会遂纯为充满矛盾冲突斗争之事实，处处表现违背人生之价值理想者矣。[1]

质言之，唐先生认为，典型的西方思想，由希腊、中世纪、以迄于近代，均把价值与自然打成两橛，以至触处都是问题。而中国先哲则弘扬价值内在于自然之旨。唐先生与方先生的说法恰合符节。传统中国哲学思想在价值论上排弃二元，依易经所涵的义理，凸显出生生而和谐之旨，确实可以表现出自己的特色，与西方的思想适成对比。

[1]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正中书局，一九五三年)，页八○～八一。

3.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依照方、唐两位先生的说法，中国哲学思想在价值论上不仅自具特

色，而且没有西方思想的弊病。从根源上起，西方即强调理型与事物、天国与人间、精神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而陷入了一种二元分割、矛盾冲突的局面。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纠纷、阶级之间的斗争似莫不有其思想上的根源。要解决价值的问题，似乎必须回归传统中国的睿慧。

这样的说法陈义甚高，却难以落实，不免启人疑窦。近百年来，我们中国人逐渐放弃自己的典章制度、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规范，一是皆以西方之马首是瞻。今日台港的中国人，无论衣着、谈吐、生活、习惯西化的程度，想必会令我们的老祖宗咋舌。果真我们的传统有一套远比西方优胜

的价值哲学，而在现实上，我们的价值规范却反而不断被西方的一套所取代，这样的现象应该作怎样的解释呢？历史上诚然有野蛮战胜文明、劣币驱逐良币的事例，难道现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都可以作如是释么？

诚然我们无须自渎，像王阳明诗所说的：“抛弃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但我们也不可以文过饰非，看不见我们自己传统的缺失，无法鞭辟入里，那也就难以掌握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更无法有效地谋求

对治之道。今日在态度上我们必须避免两个极端：对于传统绝对无条件的卫护或者彻底加以污蔑的态度。好的地方就要说他好，坏的地方就要说它坏；有的地方需要我们重新加以阐释，恢复传统的睿识；有的地方却需

要我们彻底加以改造，才可望开拓清新的视野。对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在现代的重建问题，我们必须作如是观，才有可能融通东西，结合传统与现代，开创出一个新的境界，以寄望于未来。

中国的传统诚然如方、唐二位先生所说蕴涵极深的智慧，但二千年来的积淀已经产生了不可令人忽视的负面影响，民族的生力减弱，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巨大，则近百年来面对西方的冲击，华族所承受的一连串的屈辱与挫折，又决不是不可以想象或者了解的事情。

从理想上说，礼是仁的表现，内外一如，这是中国文化最高的向往。从实际来说，所实现的往往是理想的反面。其实我们无须长篇大论来证明这样的论断。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真实，伟大的文学作品常常在一种戏剧化的方式之下，把真相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红楼梦》的世界是个熟到烂的世界，正像焦大说的，除了门口一对石狮子之外，贾府里可没有一样干净的事物。而贾府恰正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可见清初的中国已经像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民国以后，巴金的《家》更彻底揭发了传统礼教伪善的本质。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规范、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无可避免地在急遽变化之中。抱残守缺，已经证明不是一条可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