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这样的视域看问题，五四的传统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五四诸君子并不真正是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者，他们只是爱之深、恨之切，为了要治重病，乃不惜下虎狼之药。他们揭橥德先生、赛先生的大旗，满心希望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一个世纪之内，中国的变化不能说不大，中国人吃的苦头不能说不多，然而广大的中国仍然贫穷落后，所谓封建思想仍然到处为祸，科学与民主仍然不能在中国生根，问题的症结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不能不说，既有传统的因素，也有现代的因素。传统生生的规约原则并没有能够阻止中国变得老化僵化，而社会主义的改革却接上了苏联集体主义的道路，一直到现在还在负隅顽抗，拒绝顺应世界潮流，走上民主自由的方向。很明显，中国人的灾难还没有过去，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省思，由各个不同的角度，探索文化复兴、价值重建的可能性。在本文之中我所能够做的，只是在哲学思想的层面，找寻一些线索，为未来的理论建构做一点准备的工作。

4.由西方的冲击所造成的解放与价值的迷失感

中国自汉代以来，朝廷的基本规模建立，两千年来，内容的细节迭有变更，根本处却毫无伤损。历史经历一治一乱的轨迹，正如《三国演义》开始时所谓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文化虽然受到印度文化的冲击，而吸纳了佛教，使得儒、释、道三教成为文化的主流。但佛教却彻底华化，出家人毕竟只占少数，广大的佛徒在家仍尊奉忠孝节义的品德，并没有在价值上造成真空的状态。尤其明末普遍流行三教合一的思想，可见中国文化成功地接受了外来的挑战。即使在满清的异族统治之下，也并没有感到有任何根本变革的必要。

然而西风东渐，却造成了完全不同的情况。西方的科学革命、产业革命完全打翻了传统的模式，把人类带进历史的一个崭新的阶段。文艺复兴，紧接着伟大的科学时期的来临，相对于中世纪来说，产生了巨大的解放的作用。这样的影响传播到东方，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东方首先震惊于西方的船坚炮利，而力图自强，继而感染到民主、自由、人权、解放的浪潮，乃警觉到自己文化内在的缺失，不能以野蛮战胜文明一类的论调来给予我们一种虚假的自我安慰。不只为了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向西方学习，就是为了走出中世纪，我们也责无旁贷，必须向先进的西方文明学步，以跻身现代的世界之内。

当然，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完全不同，西方由中世纪转入近代，必须将他世的情怀转换成为现世的情怀。这在中国完全不成问题，中国人从来就十分缺乏强烈的他世情怀，佛教华化而成为禅，所凸显的恰正是肯定当下即是的现世情怀。而在佛教的挑战之下，宋明新儒学的复兴可以说是完成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但在近三百年间，西方科技商业突飞猛进之际，中国却闭关自守，不思进取，以致到现代沦为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次殖民地命运。中国人的问题不在他们轻视现世，自古中国人就重视正德利用厚生。问题是出在中国人过分实用的性格，以致没有发展出纯粹数学、科学唯物论一类的思想，正如李约瑟(JosephNeedham)所说的，缺少了一些必要的环节，以致无法跃入近代的畛域。

事实上不只中国人因为过分实用，反而不实用，中国人也过分人性(all-too-human)，反而非人性化了。传统中国人过分注重人际关系，人生下来就被编织在一个极端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以至个性不彰，形成一个禁锢作用，驯至产生吃人的礼教那样恶劣的效果。礼的本义是仁的表现，诚于中，则形于外。但孔孟的仁义到汉代被固着化为纲常，虽然为中国造成了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但两千年来的积淀使得内在的精神完全丧失，只剩下一个外在的躯壳。到了后世，徒剩下满嘴仁义道德，满肚里男盗女娼，伪善笼罩一切。社会老大，欠缺生力，自难以应付现代非常之变局。固着的君权、父权造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威权主义的心态，习焉不察，深入无意识的层面，积重难返。即使经历了外在的革命，朝廷的日子早已过去，民族的习气依然故我，威权笼罩，人际关系的网络于今尤烈，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局。

而西方，由于他们有政教分离，多元分立的传统，早就走上了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道路，逐渐摆脱了各种沙文主义的宰制。少数民族、女性、老年人，乃至同性恋者、艾滋病患者纷纷在争取自己的权利。无疑，西方也一样有伪善，不时有倒退的回流，但他们的反省的确比较彻底，并且有具体的行动来抗议社会的不平。目前为止，他们的确仍居于先导的地位。问题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西方的经验照样搬过来？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一定可欲呢？在世界往前走的过程中，我们是否永远只能做“受”的一方，而不能做“给”的一方呢？

吊诡的是，正当我们急于向西方学步的时候，西方却倒过头来否认西

方的价值为唯一或者正确的标准。这样的现象其实并不难于了解。经历两次大战，西方人被逼得自省，究竟自己的文化与价值是否在哪些地方出了根本的毛病？而韩战之后再打越战，美国内部的抗议活动使得美国陷落在空前的自我怀疑的深渊之中。黑人与各少数民族奋起争取权利，多元思想要真正受到正视，就不得不平等看待各色人种对于人类文化的贡献。这样东方的瑜珈、禅、易、老都变成了时尚，乃至当代新儒家也逐渐

得到国际的承认[1]。反而只有我们自己在否定我们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但是多元思想虽然产生了巨大的解放的功能，把它的理论效果推到极顶，却会衍生极端不利的后果。现在西方乃流行哲学已经走到尽头的观点[2]。也可以说，当代西方哲学最不会处理的就是价值问题，我们很难由之得到什么有用的指引。简单说来，当代西方哲学的两大主流：分析哲学与解释学都不免受到相对主义的侵蚀，而把我们带进一种价值迷失的境地。逻辑实征论者把认知意义(知识)与情感意义(价值)彻底打成两橛。这种看法把价值当做我们主观情感反应的结果，不免陷落相对主义的深渊。而欧陆的高达美(Hans-GeorgGadamer)则倡言存有的历史性与语言性，一样不能摆脱相对主义的纠缠[3]。即使受到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分析哲学到后来不再像逻辑实[1]　

举例说，我接到《剑桥哲学字典》的邀请，要我撰写有关中国哲学的条目，竟然包括熊十力、梁漱溟、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以及“理一分殊”等，这是过去难以想象的事。[2]　参KennethBaynes，JamesBohman,andThomasMcCarthy,eds.，AfterPhilosophy(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MITPress，1987)对于这一路的思想，我在拙文：《“理一分殊”的现代解释》，《法言》第十七期(一九九○年八月)，页三七～四二，第十八期(一九九○年十月)，页二三～二八，作了初步的回应。[3]　同前注，参AfterPhilosophy，页三一九～三五○。征论那样专断，片面地偏向于认知语言，而承认语言有不同的功能，然而有实质内容的价值判断仍然不是它关怀的重点所在，伦理学的讨论每每为后设伦理学(meta-ethics)的讨论所代替[1]。他们花费了很多力气尝试去阐明，作道德的判断要运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述，用指令语言(prescriptivelanguage)作推论要遵循怎样的规则；然而他们仍然难以逃避“为何我应该道德？”一类基本的问题而提不出令人满意的答案[2]。

一直要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罗尔斯(JohnRawls)提出他的公正理论(TheoryofJustice)，引起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这才把学界的注意力重新带回到规范伦理学(normativeethics)的问题上面，并在某一程度之下恢复了道德伦理的认知主义的观点[3]。但罗尔斯殚尽心力所要对付的乃是“分配公正”(distributivejustice)的问题，这虽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却仍然失之于外在，未能鞭辟入里针对我们内心感到切要的“为何我应该道德”的问题，提出一个正面的解答。罗尔斯的契约伦理所预设的仍是工具理性的观念，他所接受的乃是自由主义的论点，认为个人的兴趣、喜好、与目的是不可公约的个殊的东西，要订定有普遍性的道德律则，不能不把这些东西放进括号里面[4]。他的模型是经济行为这一类典型的战略行为，不可能接触到价值的终极根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