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以后的哲学乃冲破了他的现象主义，建立了唯心论的体系，黑格尔由动态的观点看体的开展呈现的确显示了深刻的洞识而得以倾动一时，但以后也因他的荡越引起了现代哲学的反激而陷落到今日的透不上去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转到东方，的确找到了一条比黑格尔更好的途径。中国的思想一向具有辩证的性格，譬如《周易》所发展的是一套我称之为“没有一定节目的辩证法”(dialecticswithoutaprogram)乃不像黑格尔的辩证法那样穿凿附会，迹近历史定命主义而饱受讥评，以至于黑格尔以后有回归康德的呼声。然而康德在理论上虽讲“任何理性的存在”，事实上他所讲的仍是人，而倡

言永远把人当做目的，不能只当做手段看待。既然事实上只有人在预设意志自由作道德的决断，那就不能够避免人的禀赋，以至于心性论的问题。故牟先生借康德理论的开展回归中国传统，是有他一定的根据的。康德的三个基设，意志自由虽不可证，但的确作用于人的道德生活之中，自没有问题；灵魂不朽既无确证，也没有理由期人必信，中国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即不包括个体的灵魂不朽在内，儒家的思想家实比康德采取了更为理性、实证的态度；上帝则更渺茫而不可征，只能诉之于超自然的崇拜与信仰，康德要限制在“理性”的范围以内谈宗教的“信仰”，两方面终不免有不可弥缝的矛盾与冲突存在。由实践理性的要求凑泪超越的问题，由康德转接儒家实比转接基督教更为顺适自然，则牟先生由康德的睿识点拨出儒家的智慧尤其是理所当然，只不过细节方面不可拉得过紧，否则就会呈现东西思想方式有异的裂缝与毛病。由儒家的观点看，康德思想缺少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就是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的差别的体认。康德认为克服自然的缺陷才是道德上更高的成就，他不像孔子那样能够同时赞许欣赏贫而乐、富而好礼的境界，更不能像孟子那样肯定人人都有超越的心性只要扩而充之，就会沛然莫之能御，最后可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同情，由康德的观点看，只能是经验层面的一种心理状态，顺着这条线索发展，道德底形上学尚且不能建立，遑论道德的形上学。这样当然是天人睽隔，两方面不可能打通。康德所体现的确是与儒家不同的一个典范，由儒家的观点看，不可能是一个十分可以令人满意的典范。但说康德是走向儒家的预备阶段，这当然是儒家的说法，不是紧守康德典范者可以接受的说法，由他们的观点看，儒家的思想不折不扣是一种逾越。只不过康德的思想是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存在，此所以在康德以后，一方面发展出德国唯心论的形上学的哲学，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走一条相反的道路，贯彻康德的现象主义，便可以打开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利用康德做起点，去逼显儒家的境界的形而上学，这无疑是一条可能的途径。牟先生借康德思想的反阐发儒家的义理即使不能说服康德的追随者放弃他们的典范，至少可以把传统儒家内涵的义理揭示出来，这的确是一项超卓的成就。只不过我们需要明白了解采取这种“格义”式的阐释的限制，就不会作出逾越范围的推论。

一旦转接上儒家心性论的线索，那么牟先生由孔孟到宋明儒包括濂溪、横渠、明道、五峰、象山、阳明、以至于龙谿思想义理的解析，的确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在概念的层次上找到了清楚、明白、确定而深刻的表达。由反身的方向去探索，由阳明的四有到龙谿的四无，也确有其理上的必然性。但牟先生只由反身的方向去阐发宋明儒的义理，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偏向，乃无法逃避上节末论者对于当代新儒家与康德哲学所提出的“超越理想无法具体落实”的批评。在本节之中，我所希望做到的，就是提出一条线索来超出这样的困境。

表面上看来，近来我所做的与牟先生恰恰相反。在去年底台北的当代新儒家国际研讨会上，我宣读论文：《儒家理想与中国现实的互动关系》，就提出了一个十分不同的视域。譬如说，牟先生强调孔子是德性的浑沦的表现，我却强调孔子的生命所显现出来的有限性，对于所谓人的可完善性有很大的保留。传统每着重弘扬天人合一的理想，我却反过来特别要提醒大家以天人差距的实际。基本上我认为超越的儒家理想，并未充分在中国历史上落实，而强调儒家对于现实的批判精神，并凸显出儒家理想对反于中国现实的基本性格。

其实仔细看牟先生的东西就会发现，他的思想之中并不缺乏我所强调的那一方面，只不过这不是他的重点所在，所以没有着意加以发挥而已！譬如他引罗近溪谓真正仲尼临终不免叹一口气，这就深深体认到人类的有限性。当代新儒家继承宋明儒学的线索，一贯有贬抑汉唐的倾向，从来就不认为超越的儒家理想真正落实于汉代，而在政治化的儒家与道学之间作了必要的分疏。牟先生在《才性与玄理》一书的后跋之中指出，魏晋时代从王允杀蔡邕，曹操杀孔融后，知识分子稍有智思者，几无一得善终，可见他对中国过去的历史，完全没有任何浪漫理想化的看法。而圆

教的玄思虽到天台的智者、浙中的龙谿才推到了高峰，但智者大师不过“位居五品”，而龙谿更不免于“荡越”之讥，可见牟先生决没有“不知类”，把理想的层面与现实的层面混为一谈。但针对一个无理、无体、无力的时代，他乃一反时代低沉的空气，专一偏重在正面立论，阐扬超越的理境。在现实的层面，他既已指出传统之不足，并指点了“曲通”的方向，便已尽到了他的责任。我们要接棒往前走，就不能不在反身的方向之外，同时重视具体落实的方向，而在理论上有进一步的拓展。牟先生

所阐明的是超越的义理，这是“显”的一面，但超越的理想要落实，就不能不受到曲折，所以我们不能不重视“隐”的一面。必由这一方向有所开拓才能与现代西方接头的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我在目前所要作的尝试正是要把隐含在传统义理后面的另一个方面揭示开来，才可望在两个方面之间建造一道桥梁。

我著《黄宗羲心学的定位》一书，对于王龙溪(谿)的评价与牟先生不很相同，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我所取的视域与他不同的缘故[1]。我一方面觉得，龙谿讲四无属先天的顿教，在义理上并非无据，但在另一方面也觉得，龙谿乃完全排斥钱德洪以心意知物为四有的后天的渐教，乃不免造成偏向而构成荡越的结果。故我们仍必须回返王阳明的四句教，才能为[1]　刘述先，《黄宗羲心学的定位》(台北：允晨，一九八六年)，页三五～四六，五四～六○。理论找到一条正当的出路。阳明曾说此是彻上彻下语，他那里接人原有两种方式：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人，这是龙谿(汝中)的方式，其次不免有习心在，要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这是德洪的方式。阳明并指出，利根之人世亦难遇，岂可轻易望人，要不做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由此可见，龙谿所关心的只是究竟话头的层面，他也确有很高的悟解，才能开启圆教的说法，牟先生就是由这一个角度着眼而给与他甚高评价。但牟先生指出，说圆顿之旨者在实际修为上未必能够达到最高的境界，像智者、龙谿就并不能够成佛、成圣。故我们虽可以肯定他们在理论上的开拓，却必须要在同时了解他们的重大的限制之所在。关联着理想与实际，阳明乃明白训示龙谿“见得此意，只好

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龙谿却不单没有遵守阳明的训示，反而以四句教为权法，乃不免构成荡越，以后为刘蕺山所深排。但蕺山又不免偏向到另一边，所以还是只有回到阳明的中道才能找到理想与实际的交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