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学者老喜欢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专制王朝的统治者会特别垂青儒家思想呢？当然这决不是完全偶然的结果。儒家所向往的是一个有上下尊卑的秩序。它继承周代宗法的制度，但贯注进仁德的内容。由先秦到汉，对于儒家的一套显然经过了一个筛选的过程。孔子春秋的原则是兴灭国，继绝世，但汉代经过杀功臣、平藩乱之后，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而儒家思想作为帝国的意识形态来说，是有相当有利的条件的。暴秦的迅速灭亡，使人了解到，法家的一套只可以在短期之内奏效，却不能维持长时期的安定和平。高祖的时代，叔孙通订朝仪，就已经可以看出礼仪的作用。儒家讲仁德，落实下来的德性是忠孝节义，无疑对于统治者是有利的。统治者只要略有政治智慧，就知道爱民是有利于长期统治的。当然儒者的空谈理想，过分迂阔，仍然是不可以接受的。故此汉家的统治秘诀正如汉宣帝所说，乃王霸杂之，真正体现的仍是一个儒法并行，阳儒阴法的局面。

同时汉儒喜欢讲天人感应的一套，儒家的思想与阴阳家、杂家的思想合流。孔孟的超越的天堕落下来，与阴阳五行的宇宙观结合在一起，在人事上则表现成为五德终始的历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些东西对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讲道不变，天亦不变。源出韩非的纲常思想通过董生到白虎通，乃变成了天经地义。汉代的儒者与统治者乃形成了一种互相依存又互相抗衡的奇妙关系。一方面儒者用仁德的规约原则去卡统治者，而另一方面统治者则利用纲常、礼教的意识形态去控制臣下的思想，以巩固王朝的统治。这一套东西形成了中国历史所谓的超稳定结构，一直要到西风东渐，民国建立，才彻底打破了这一个传统的架局。

西方学者每每把这个传统支配之下的中国称作“儒教之国”，但我却始终无法接受这个词。一般都认为儒家的现世理想有别于基督教的他世理想，这是不错的。但进一步引申就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儒教之国”就是儒家理想之落实。其实儒教之国之并不是儒家理想之落实，正好像基督王国之并不是基督理想之落实，只不过因为后者有最后判断的说法，所以比较容易避免把现实与理想等同的错误。二者都是超越的理想对于现实发生冲击以后所得到的结果。很明显地，在这样情形之下，超越的理想会受到很大的曲折，是十分容易想象得到的一件事。于是中世纪的教会变成了现世中间一个强大的势力，而汉代的官僚阶层则变成了曲学阿世迎合上旨的工具。由此可见，超越的理想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的确发生了相当的力量和影响，但它决不可能完全落实。它乃是形成现实的一个力量，由于种种条件的辐辏，影响时盛时衰。故此由历史的观点看，思想决定论的看法是不可以接受的。韦伯论资本主义之形成追溯到喀尔文主义，有很多是非预期的结果，这种说法无论能否成立，的确有其卓识，颇有一些可以为吾人借镜之处。

我们检讨儒家的理想与实际，就可以知道此方面的差距是巨大的。内圣方面已经有相当问题；孔子从来没有自称为圣人；他的学生颜回是德行方面最有修养的人，只有他可以做到“其心三月不逾仁”(雍也第六)，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可惜颜回又不幸短命早死了；孟子则从来没有被推尊为圣人。至于外王方面，问题就更大了：且不要说尧舜，文武已经是离开孔子几百年前的事了。孔子只是表示了一种主观的信念，只要上面的人有德行，自然上行下效，天下大治。但事实上并没有圣王，连像样的国君也没有，孔子回到故乡课徒的命运是注定了，而他教的恰正是与现实对反的理想。在事实上，不要说大同的理想不可能实现，就是小康的局面已经是难能了。儒家的思想显然是有很强烈的理想化的成分，而它的力量的源泉恰正来自它对于理想的坚持。正因为它的理想对反于现实，才对于现实产生巨大的冲击，这就是历史的吊诡。

到了汉代，政治化的儒家形成，儒家的理想性自然而然地减弱了，像孟子所形容的那种大丈夫气概已不可见了。为专制王朝服务的儒，熊十力先生在《原儒》之中直斥之为奴儒。他甚至于斥责孟子为孝治派，这不免太过分了，他是把自己时代的革命思想当做标准去批评古人，那不是可以维护的看法，我们自不必同意他的见解。但在孔子本人，已有君子儒、小人儒的划分，孔孟都体悟到乡愿(德之贼)的祸害。但政治化的儒家一旦成为事实，则真儒之不世出，俗儒之到处充斥，乃成为一个不可抵挡的趋势了。我们看董仲舒之杂合阴阳，固化纲常，对于先秦儒来说已经是一大曲折，但是现实上的曲折还远不止此。武帝用了董生的对策之后，董仲舒在朝廷里并不得志，得志的是公孙弘那样的俗儒。而汉室最得力的人决不是儒者的清流，乃是披着儒化的外衣的酷吏如张汤之流。显然儒家的德行受到政治力量的推广而深入民间，发生了巨大的教化的作用，汉代也的确建立了一个亘古未有的伟大文明。正好像基督教在中世纪发生了广大的教化作用，建立了神权政权，却不能够说是天国理想在世间的实现一样，儒化的现实与儒家的理想仍有着不可化约的差距。

事实上我们只有由这一个角度去看，才能够真正了解朱熹与陈亮的辩论的意义。我著《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一书，首先注意到一个奇特的事实，就是被后世尊奉为正统的朱夫子，在他本人的时代却是一个持异议份子的身份[1]。由于宋室南渡，秦桧当国，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朱熹父辈的一批学者散处边陲，这才开出了闽学兴盛的线索。朱子并不认为热中利禄的官学能够真正肩担起教育的责任，故此他纠合同志，提倡书院教育。他的努力是自觉的，在有名的《中庸章句序》之中，他提出道统的观念时竟说：“若吾夫子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文集》卷七十六)这样的立场明白地把师道放在君道之上，显然比孟子的思想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朱子并无意把现实的政权取而代之，他既找不到比君主制更好的制度，乃只有尊君之位，恪守自己做臣下的责任。但他可以建立超越的理想，对于现实政治作出不妥协的批评。从儒家的观点出发，仁政的基础是在仁心。此所以朱熹在与陈亮的辩论之中，乃谓三代以后的历史都是黑漆一团，而引起了陈亮的不满和反击。朱熹平时一贯持实在论的立场，重视经验，他主张建立社仓，决非不通庶务的书

生，又编通鉴纲目，十分重视历史的发展，为什么他与陈亮论辩时会有这种表面上完全不切实际的说法呢?显然他必定有一个很深的用意。他颂扬三代，汤武吊民伐罪，乃是出于仁心公心，而汉以后的朝廷都是私天下，从这一个角度着眼，就不能不加以批判。但在现实上家天下的制度既变不了，那就只能退一步而求其次，希望人君能够受道德理想的约束，而吁其正心诚意，亲贤臣远小人，把政治弄得清明。连这都做不到，那就只有在[1]　

刘述先著：《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北，学生书局，增订版，一九八四年，第七章：《朱子与现实政治以及功利态度之对立》，页三五五～三九三。野作持异议份子，在民间兴学，另辟蹊径，担负起教育文化的责任。宋儒这样做，正是要把儒家超越的理想，由现实的政治解构出来。以此汉唐盛世，由道学的观点看来，却只能获致很低的评价。这等于明白否定所谓的儒教之国乃是儒家理想具现的结果。真儒必须维护超越儒家理想的纯粹性，对反于政治现实，才能对之产生一种冲击制衡的作用。平时大家只看到政治化的儒家作为帝国的意识形态的一面，完全看不到我在上面提出的那一面。但论者却又在同时批评儒者迂阔不切实际，也看不到一个很深的吊诡：即真正的儒者在传统的架构之下，根本不能用世的事实。阳明那样的大才，在平乱之后就不能不背谤，理想与现实的对反乃构成传统儒家的悲剧的根源。但世人惑于儒者外面的修辞，没有去深究里面所隐含的矛盾，徒发而为道不行那一类浮泛的叹息，以至难以掌握事实的真相。由此可见，国史的研究需要全新的视域去加以省察，始可以看到超越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这样才可望恢复我们的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