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但它更适合于表达儒家的理想，《大学》所谓“三纲领”、“八条目”正是宣说这样的理想。《大

学》开宗明义便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

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真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

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第一章)

无论《大学》的年代是什么，儒者大概没有不同意这样的理想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所谓的三纲领。“明明德”的意思是要把自己内在所有的“明德”阐发出来，这是“内圣”的功夫。而“亲民”，或依朱熹解作“新民”，则是推己及人，这是外王的事业。“止于至善”讲的是理想的实现与完成。

“八条目”则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又可分为两类：前五项属内，后三项属外。换句话说，前面的五个条目的目的是教育个人做内圣的功夫，而后面的三个条目的目的是推己及人，成就外王的事业。这样的理想自不容易实现，但的确是历代儒者梦寐以求的希望和理想。本文所要做的是对儒者这样的理想作一番比较深入的分析，了解它的理据所在，指出它的缺点与限制，以为我们现代人作参考之用。

由《大学》看来，儒家的“内圣”、“外王”的理想是不能互相分割的。而《大学》既明言：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那么内圣的功夫为本是毋庸置疑的了。由内圣以至于外王，这是儒家一贯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可以在孔子找到根源。

根据《论语》的记载，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第十五)，又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第十四)“古”表示孔子的理想，“为己”不是要人自私自利，而是要人修己，做一种身心自家受用的学问：“为人”则是以才智求见知于他人的学问，那是时流风尚，不是孔子所关心的学问[1]。

至于怎样做“为己之学”呢？孔子答颜渊问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第十二)克己的意思是要克胜自己的私欲，复礼表示礼有内在的根源。为仁必须由自己做起，和别人没有关系。但是仁心的遍布，却会造成最深远的影响。

“仁”无疑是孔子的终极关怀，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第四)孔子虽未明言他的一贯之道是什么，但曾子的解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第四)却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线索。朱熹对忠恕的解释是，尽己之心谓忠，推己及[1]徐复观先生在一九八二年逝世之前几个月曾对我说，他最近才真正体悟到，孔学的精粹在于“为己之学”。他写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程朱异同》，以“为己之学”贯通孔、孟、程、朱、陆、王，见所著《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自序》，页二，《程朱异同》，页五六九～六一一，特别是页五七○～五七八。人之谓恕。由此可见，忠恕乃是一体之二面。尽量发展自己内在的仁心就是忠，而把仁心推广到众人便是恕。朱熹这样的解释并不是随意的。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第六)所表达的正是相同的思想。

而仁的充分实现便是圣的境界。“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第十四)这一段对话和另一段对话放在一起看，效果就非常清楚明白了。“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如何？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第六)这句话的下面紧接着便是孔子谓“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以指点仁之方的述语[1]。就客观来说，仁与圣的完成都是难以企及的境界，故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第七)但就主观来说，既做修养工夫，不可能没有效验，所以孔子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第七)古典中国式的表达不可以过分拘执来看，否则就会感到矛盾百出，难以自圆其说了。

对于孔子来说，政治乃是道德的延长，所以他反对用严刑酷法，而主张德治礼教。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第二)又答季康子问政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第十二)身教的结果是，“近者悦，远者来。”(子路第十三)故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群星共之。”(为政第二)我曾经戏称这是一种“吸引的政治”(Politics of Attraction)。而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乃是“无为而治”，但含义与道家思想不同，儒家认为必须教化到了一个地步，才能够[1]　陈弱水君对“仁”与“圣”的区别有一些敏锐的观察，见所著：《内圣外王观念的原始纠结与儒家政治思想的根本疑难》，《史学评论》第三期，页八八～九○。产生这样的结果。照孔子的说法：“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第十五)

照以上的分析，孔子虽然没有用内圣外王的词语，但的确有这样的理想。“修己”是起点，做的是“内圣”的功夫，“安百姓”是理想的实现，完成的是“外王”的事业。“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由内而外，本末先后，孔子的思想有一定的次第。《大学》所发挥的正是孔子内圣外王的思想[1]。

但孔子的思想虽然建立了一个基本的规模，睿识的扩展与细节的繁演还有待后儒的努力。譬如说，孔子极少谈心性问题，他比较喜欢由具体的情况指点德行的学习与培养。他显然肯定人具有巨大的潜能。“践仁以知天”，这是他所开出的思路。孔子之后，对儒家思想最有创发的是孟子。孟子的贡献在，他明白提出性善的思想，而且指出了具体的方法来扩展人

性中所含的善端。依孟子，人人都有所谓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

孟子思想的基本规模是：“仁义内在，性由心显”，所以他特别注重心的问题。孟子明白宣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他引孔子的话来说明心的相状：“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告子上)但是经过训练，却可以达到“不动心”的境界(公孙丑上)。但是不动心可以有不同的型态，孟子所要的不动心，必须止于理义之上。他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1]　美国哲学家芬格雷(Herbert Fingarette)释孔子完全着重在礼的神奇效验的方面，根本否认孔子有“内”的一面，认为孟子才转向主观的侧重，这是一种误释。我认为孟子、学庸乃是对孔子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基本睿识上并无互相刺谬处。其说见所著：Confucius—TheSecularasSacred(NewYork：Harper & Row,1972)。

现实上的人自可以为不善，故有大人、小人之别。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